韓國學者、韓國東國大學教授黃台淵。攝影/於凱

人民網成都12月15日電 2019中日韓名記者對話會今日上午在成都召開，此次對話會以“邁向新時代的中日韓文化合作”為主題，邀請中日韓三國媒體界、文化界的領導和代表與會。

韓國學者、韓國東國大學教授黃台淵在會上作主旨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大家好！我是來自韓國的黃台淵教授，我在韓國首爾的東國大學教了25年的政治哲學。首先，我很榮幸受人民日報社和社長的邀請參加“中日韓名記者對話會”，並給我機會在會上發言，我表示深深地感謝，也衷心的感謝在此聆聽我演講的各位著名記者和相關人士。今天，我想通過回顧儒教文明與孔子哲學的西移引起西方啟蒙主義的盛行，並根據基督教文明世俗化及近代化的16-18世紀的東西方文明交流史，提出一個可貢獻於中日韓相互協力提高“軟實力”的一個全新的觀點。讓當今中日韓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恢復對儒教傳統文化的自豪感，鞏固區域內的和平，共同使中日韓等國家的文化和道德領域的“軟實力”超越西方帝國的新視角。

19世紀末以來，中日韓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們一直對西方文明抱有自卑感，崇拜意識和對儒教文化的自我蔑視的意識，直到上個世紀時候也有不少人過激的主張“隻有孔子死了，國家才能生存”。通常我們覺得，19世紀以來，從西方傳入的文化產物中，既有“壞因素”，更多的是“好因素”，說得有理。但認為很多西方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原則其實與我們的儒教文化並沒有太多不同，這也是事實。我們從西方學到的“好因素”涉及到先進技術、經濟、經營、自由、平等、寬容、革命、學校、媒體、政黨制度等范圍非常廣泛。“壞因素”包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集體屠殺等。但是仔細分析這些要素的歷史由來，東西方學者們一直誤會為“好因素”的“西方固有的東西”，其實都是源自於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的250年間西移過去的孔子哲學和儒教文化。而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集體屠殺等“壞因素”都是源自西方好戰的希伯來主義和希臘主義的傳統。

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的150年間，席卷西方的啟蒙主義思潮是通過改編孔子哲學，使人類從宗教迷信、蒙昧、封建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確立了世俗秩序，恢復人類本性和解放人類。西方啟蒙主義者們歡呼著把孔子的世俗道德哲學和中國的平等原理，作為代替基督教的啟示道德和西方國家封建身份差別的對策。因此，啟蒙主義者都紛紛稱贊孔子。這一啟蒙主義運動確立了眾多思想和制度上的近代化標志，西方啟蒙思想家和啟蒙君主們，從歐洲的角度上將孔子哲學和中國“低近代”的文化產物發展成了“高度近代”。從古希臘開始，西方歷代國家的百姓一直是奴隸、農奴或雇農。在這種西方環境下“百姓的自由與平等”簡直就是天方夜譚。直到17世紀中期，西方哲學家們也只是談奴隸主、領主、君主的自由與平等。相反，孔子隻談論“百姓的自由與平等”，而且中國在宋代開始就將其具體實現了。

通過我數十年對歐洲史料的深入研究，在西方16世紀末第一次出現的“自然自由”是從“政刑與無作為治理”的孔子的“無為而治”理念和“百姓以君主為標准自治”的“百姓則君以自治”的理念發展的。“平等”的由來是從“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的孔子的先天性平等論和“士無世官”的官職不世襲論和能力主義的公務擔任制，還有中國的超身份主義的平等社會為范本的。寬容理念、人道主義、人權思想、自由市場、公務員任用考試、官僚制、英國內閣制、權力分立制、暴君放伐、革命權及世俗的政治文化、政教分離、普通教育、三階段的學校制度、福利國家等除此之外許許多多的近代制度都出自於孔子典籍和中國制度。

因此，遠東國家在19世紀末的西勢東漸時期接觸到西方國家的近代思想和制度后，在是否接納其思想和制度的問題上，起初也曾有過短暫的矛盾，但是后來認為這“洋物”是比遠東的文化產物更加發展又與儒教文化有著相同性質的。這在大韓帝國的光武帝高宗的“舊本新參論”上也明確的正式化了。高宗認為西方各國的制度“雖在細微的層面上有所添加的部分”但與我們現有的制度是“相當的一致”的。“舊本新參論”就是從這一基本認知出發，以韓國的傳統為根本、參照新的東西達到“韓國化”、從而實現近代化的、大韓帝國的中立改革的近代化論。遠東國家把本國的以儒教為基礎的基本制度和思想“細致的”修整之后，再參酌“洋物”達到韓國化、中國化、日本化，較輕鬆的在短時間內跳躍到了“高度近代”。

按照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話，宋代的中國實現了歷史上最早的“初期近代”或是“低近代”。10世紀以后的世界史就是中國“初期近代”的文化產物向東西方擴散的過程。因此，德國的一位歷史學家於爾根·奧斯特哈默將“宋代以后的中國式近代”叫做“普遍史的近代”。從這個立場上看，19世紀遠東三國的近代化課題經常會被誤解成是從“前近代跳躍到近代”的，但事實上是從“低近代跳躍到高度近代”的。遠東國家當時已經達到了“低近代”，所以日本在100年內就超越了英國、法國、德國。大韓帝國開放港口30多年就超越了南歐的葡萄牙、希臘，之后用80年超越了俄羅斯、東歐國家和中南美帝國，發展成與11個極西國家對等的國家。中國經歷鴉片戰爭后不到30-40年，經過跳躍的過程，1920年又重新成為了世界四大貿易大國。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實施30年后的2010年，制造業生產上就已經超越了美國。

值得我們關注的事實是世界上隻有最東方和最西方兩個地區成功的達到了“高度近代”，相反不了解儒教的國家全部都處在“前近代”或者“非近代”。我們關注世界分裂成最東方和最西方地區的“高度近代”和非儒教地區的“前近代·非近代”的話，可以很明確地看出“近代化”的DNA就是孔子哲學。是的！當今世界可以分為兩部分，是作為儒家根源地的遠東國家和從遠東國家積極接受儒教的11個極西國家的“高度近代世界”和非儒教國家的“前近代·非近代世界”。馬克斯·韋伯主張隻有具備新教倫理的國家才能實現近代資本主義和近代文明。但事實與此截然相反，隻有遠東的儒教國家和極西的被儒教化的西方國家邁進了“高度近代”。這是我們需要特別矚目的一點。南歐、東歐的天主教和正教國家，非洲和亞洲的所有天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中南美的天主教帝國等這些國家，不管是信仰新教或者天主教，他們都是民主政治文化都非常脆弱的、國家體制動搖的前近代·非近代的貧困國家，或者是富有的產油國也是前近代的身份制度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反清教徒的無神論者本杰明·富蘭克林讀了孔子典籍的翻譯本之后，在自己創辦的報紙賓夕法尼亞公報上摘錄並連載了其內容。通過儒教的修行自稱為“儒者”且引以自豪。將孔子的“政者正也”命題英譯成“正直是最好的政治”，這成了美國的金言。托馬斯·杰斐遜像富蘭克林一樣作為反清教的無神論者蔑視基督教，積極接受儒教的平等、自由和寬容。由杰斐遜起草，富蘭克林修改的《美國獨立宣言》是憧憬孔子和中國社會中無貴賤之分的身份制度，因此在“自由”理念之前，闡明了“人都是被平等的創造的”的命題。這跟創造出不平等的“亞當和夏娃”的聖書上的不平等創造論相抗衡。杰斐遜將孔子的“政者正也”英譯為“政治的所有技術就是正直技術”，並作為自己的政治座右銘。杰斐遜上任第3屆總統時，在就職演說中悄悄將“儒教”改稱為“a benign religion”，並以此作為了美國的道德標准。

奠定了一個新生國家美國的初期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學的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和亨利·戴維·梭羅也是崇拜孔子的反新教的儒者。因此，今天的美國學者們稱愛默生為“美國的孔子”。梭羅吸收了孔子哲學將其改編為“美國固有哲學”。梭羅最有名的書《市民不服從論》是徹頭徹尾的儒教書籍。此書從孔子的“無為而治”翻譯成的“完全不治理的政府是最好的”開始，書的正文裡談論了孔子的“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書的最后說到“中國哲學家”是“將個人視為帝國之根本的有智慧的人”。該書的核心論旨是正文引用的，與孔子命題前后連接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梭羅將“無道隱退”解釋為“市民不服從”的概念。梭羅的“理想國家是就像儒教隱居者一樣”即使少數人超然地遠離國家生活也不處罰的國家。美國是這樣依據儒教政治思想建立的，但並未就此結束。美國的國父們用中國的平等模式克服了險些淪為“貴族共和國”的“民主共和國”危機。5500多名參加獨立戰爭的將軍們從1783年開始發動了政變，要求把他們也變成像歐洲貴族一樣的世襲貴族，從而使國家面臨了危機。當時，富蘭克林，杰斐遜，華盛頓憤然而起，反對世襲貴族。以立身揚名歸功於父母名譽的中國平等社會模式為例，鎮壓了這些軍官的政變。

另外，新生國家美國依靠中國克服了英國的經濟封鎖引起的國家破產的危機，美國政府在絕望的經濟狀況中試圖尋求與中國直接進行貿易的途徑。華盛頓總統單方面的相信中國政府會給新生國家施加好意，於1784年2月22日讓第一個商船起航了。當時要拯救美國的360噸級的這艘救命船的名字是“中國皇后”。中國廣東政府得知美國人的困難情況后允許了通商。因此，往返於廣東和美國的美國商船在10多年間激增至42艘，美國也由此克服了國家破產的危機。

美國不僅以儒家政治理念建國，還依靠中國的儒教政治文化和經濟實力克服了國家存亡危機。總而言之，美利堅合眾國是由“儒教的民主共和國”誕生的。馬克斯·韋伯將美國誤解為“清教徒國家”。

但實際上通過美國的國父和梭羅鑄造的美國建國精神，是反清教徒的孔子精神。因此，美國法務部在1930年代初新建的最高法院的東側入口三角牔栱碧上以摩西坐像為中心，左側樹立索倫像，右側樹立了孔子像。這3人石雕至今仍保存完好。 排除新教重視的耶穌，將這三人的石像雕刻在此的雕刻家麥克尼爾說這石像是“為體現從東方由來的基本法和准則的”。美國由“儒教的民主共和國”誕生的事實直到1930年為止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被遺忘。今天，如果美國人能重新記起美國誕生的這段歷史，那中美關系就會好很多。馬克斯·韋伯將中國的落后歸咎於孔子，但與他捏造的歷史截然相反，孔子實際上是遠東和極西兩個地區近代化的動力。儒教喚醒了在中世紀黑暗中沉睡的西方文明，使其近代化，是儒教激起了中日韓三國的高度近代化，而且是迅速地實現高度近代化的決定性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是中日韓三國的世界史上的驕傲。

孔子是解放遠東和極西所有百姓的、是喚醒四海兄弟主義的人道與和平的唯一的聖人，現在也是如此。孔子是中日韓三國的區域和平與共存共榮的偉大文化資產。中日韓三國在拋棄孔子，接受西方的“壞因素”時，未能避免流血沖突。如果我們長久的遵守孔子和儒教生活道德，中日韓三國就會長久的維持著和平與共同繁榮。上述主題的研究出版成了我的簡歷中介紹到的十幾本書。我不敢奢望這個主題能給大家一個思索的契機，能成為大家閑談的素材，對我來說也是極大的榮幸，感謝大家的聆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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