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文價值的高度認識“方大曾現象”

——寫在“尋找方大曾”20周年之際

呂　藝

2019年11月15日15:55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摘要】被譽為“中國的羅伯特·卡帕”的方大曾（筆名“小方”），是我國上世紀三十年代新聞界內的傳奇人物。他出身於北京，中法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后即以新聞工作為職業，是“盧溝橋事變”戰地報道第一人。與范長江等我國新聞界先驅相識相敬，在新聞攝影和文字報道方面顯露出過人的才華，但卻在1937年9月於當時的抗戰前線保定不知所終，時年25歲。他失蹤六十多年內，其事跡不為人所知。20年前，時任中央電視台紀錄片導演的馮雪鬆，開始了堅持不懈的“尋找方大曾”工作，近年來小方的事跡才為社會大眾所知曉，並形成由國內向國際延展的“方大曾現象”。本文針對這一現象，以新聞的“工匠”精神為切入點，進而探討其深層的人文價值內核，期望從多個方面啟發思考，並對當下的新聞工作產生積極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方大曾抗戰報道人文價值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筆名“小方”。1912年出生於民國時期的北京，家住協和胡同。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三天后（10日）的清晨，乘著戰事間隙，方大曾即騎自行車前去採訪，成為盧溝橋戰地報道第一人。同年9月18日，身為《大公報》“戰地特派員”的方大曾，在當時的抗戰前線保定寫成《平漢線北段的變化》，特別注明“寫於保定，寄自蠡縣”，后刊登於9月30日上海《大公報》第二版。同時又給邯鄲的親屬寄信，表示要繼續北上。但從此卻沓無音訊，不知所終，至今整整82年，時年25歲。

方大曾失蹤后的六十多年裡，其音容事跡偶或見於曾與交往、共事的親友記述，其中包括后來中國新聞界的領軍人物范長江。然而社會大眾（包括新聞業界和學界）對他幾乎一無所知。1999年，由於著名攝影史學者陳申先生的一紙傳真，時任中央電視台紀錄片導演的馮雪鬆，選擇與小方失蹤季節相同的炎熱夏天出發，盡可能乘坐同樣原始的交通工具，沿著當年小方走過的路線，開啟了“尋找方大曾”的旅程，至今整整20年。

在這20年裡，經歷數次實地採訪和繁難艱苦的資料搜集與爬梳整理，馮雪鬆先后完成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專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方大曾：遺落與重拾》、《解讀方大曾》、《珍藏方大曾》等，使得這位“生如夏花般燦爛”的青年才俊身影，重回社會大眾視野，也由此聚集起一大批社會各界人士，自發地參與到尋找方大曾的事業中來。2015年5月，中國記協組織召開“馮雪鬆追蹤採寫方大曾事跡座談會”，召號全國新聞工作者“緬懷方大曾，學習馮雪鬆”。同年9月，“方大曾校園行”公益計劃啟動，馮雪鬆走進國內外20多所知名高校，向中外青年學子講述方大曾的事跡和自己尋訪的經歷與感悟。2016年以來，新世界出版社又積極推動方大曾系列著作的多語種版權輸出和譯制工作。

一個六十多年間曾經被人遺忘的名字，如今卻引發方興未艾、由國內走向國際的“方大曾現象”，在筆者看來，這雖由新聞的人物與活動始，但其價值卻遠超新聞傳播的專業領域。換言之，小方的事跡之所以震懾人心，對於小方的不懈追尋之所以令人動容，都絕不僅僅因為新聞的職業與活動，而應當從更為廣闊的人文視野加以認識。

一、方大曾事跡以及“重現”，體現著新聞“工匠”精神

“中國的羅伯特·卡帕”，這是作為記者的方大曾在今天最為知名的職業成就標簽。羅伯特·卡帕是二戰以來最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之一，1913年出生於匈牙利的布達佩斯。1936年7月，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奏的西班牙內戰爆發，羅伯特·卡帕親赴前線，因拍攝新聞照片《共和國衛士之死》一舉成名，獲得廣泛的國際聲譽。“如果你的照片拍攝得不夠好，那是因為離的不夠近”，就是他的名言。

的確，方大曾得以重回社會大眾視野的最初線索，是他留在故居的837張攝影底片。這些底片一直被其胞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小心翼翼地保存著，1989年交到了時任中國攝影出版社副社長的陳申手裡（2006年由國家博物館永久收藏），這才有了發給中央電視台的那一紙傳真[1]。重新洗印成照片后，凡是看過的專家學者，莫不為三十年代的小方，無論攝影理念還是技巧，都可躋身國際頂尖水准而深為震撼。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我國新聞學界元老方漢奇先生評價：“方大曾與范長江雙峰並峙，二水分流，一個長於文字，一個長於攝影，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雙峰，可以並存於世，並存於史，並存於書。”[2]

方先生說這番話的時候，小方當年多篇新聞報道文字作品，還散見於報紙期刊中不甚為人所知。這些年經過馮雪鬆的搜尋整理，目前發現大約三十篇，其中的27篇文字通訊和1篇翻譯文章，結集為《解讀方大曾》一書。看了這些通訊報道，人們驚奇地發現，這些作品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細節真實，文風自然流暢。尤其是對於社會與時事敏銳而深刻的觀察，以及后來時常得到印証的分析與判斷，至今仍令許多卓有成就的新聞工作者感佩。

特別具有比照觀察意義的是，當今中國新聞界表彰記者、編輯的最高獎項“長江韜奮獎”，用以命名的兩位杰出先驅，與方大曾都是亦師亦友關系。而且，1936年范長江第一次留意到小方，就是因為發表於天津《益世報》上的長篇通訊《張垣至大同》[3]。方大曾后來得以成為《大公報》“戰地特派員”，也正緣於范長江的賞識和推薦。至於鄒韜奮，他當年主編的《生活星期刊》和《生活日報》，在1936年的六七月間邀請方大曾任特約記者，負責寫旅行通訊，這才有了署名小方或方大曾的《從大同到綏遠》、《日軍秋操之后》、《綏遠的鴉片問題》、《張垣一瞥》等多篇圖文並茂的新聞報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羅伯特·卡帕”，只是對方大曾新聞攝影成就的贊譽，而無法統括小方新聞成就的全部。套用現在的話語，小方可謂我國最早且杰出的“融媒體記者”。沒有新聞的“工匠”精神，不可能達到這樣的高度。

即便如此，方大曾最終能夠重回社會大眾視野並引發“方大曾現象”，馮雪鬆居功至偉。對於一個真正從事新聞報道工作隻有兩年左右，年僅25歲就神秘失蹤，生平資料極為有限且零散的人物而言，整整20年的追尋，無疑是一次人生考驗。那些紀錄片和系列專著，用雪鬆自己的話說，“眼前的一字一句，是用腳步行走出來的，是用日月編織出來的，是用悲喜澆灌出來的”。放棄、離開、逃走，“我曾經被它們揉碎、漠視、嘲笑，也曾惶恐、無助、懼怕”，但他最終堅持下來[4]。可以說，和小方一樣，在馮雪鬆身上，也同樣體現著新聞職業領域裡的“工匠”精神。正是這前后兩代新聞工作者的“匠心”相連和傳遞，小方的形象才得以穿透歷史的塵埃而熠熠生輝。

二、方大曾是民族精神與進步思想的踐行者

為著從事的新聞報道工作，方大曾無懼艱難險阻，常置個人安危生死於度外。他的“拼命三郎”作風，為當時新聞圈內所共知。范長江曾記述這樣一件往事：1937年初，天寒地凍的季節，方大曾僅帶著一名陪護士兵和簡單行裝，從綏遠（民國時期省名，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省會呼和浩特）的集寧出發，單人獨騎翻越陰山（大青山），前往人跡罕至的綏北採訪報道[5]。小方出發前夜，范長江在《沉寂了的綏邊》一文中這樣記述：“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馬翻陰山去陶林了。這是一次大膽壯麗的旅行。青年人的腦海中，隻有光明與勝利的追求。所謂的危險和艱難，我們容不得多加考慮，驚人的事業，總成功於常人不敢為之中。當夜我們已轉上南去大同的火車，我們才不見了他碩大美麗的蹤影。”而從小方這次旅行中所寫《綏東前線視察記》、《興和之行》、《從集寧到陶林》等報道，我們可以得知更多“危險和艱難”的細節，包括陪同小方的士兵幾次蔭生退卻的念頭，以及看到人煙“得救了”的欣喜。

類似“常人不敢為”的迎難而上，對於小方卻似乎理所當然，在他短暫的記者生涯乃至人生之中，何止一次兩次。在這些壯舉的背后，通過他的攝影和文字作品，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驅動他無畏前行的，除了執著追求的新聞職業理想，更有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精神的傳承與踐行。

我們首先能夠感受到的，便是他那“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拳拳之心。小方年少就喜愛攝影，十幾歲時，用家裡給的7塊大洋買了台相機，從此這便成為他觀察記錄社會風貌的工具，和藏否時事的武器。在他的鏡頭下，看不到當時頗為風靡的美人照和風花雪夜，也很少為家人和親友拍照，17歲時（1929年9月），他參展北平第一次公開攝影展覽會的作品，就受到廣泛的好評。攝影家蔭鐵閣撰文評價說：“方大曾之《寒夜》亦具西風，所取色調，尤能增其冷靜。”[6]在他的照片裡，有樵夫、農夫、船夫，井底的礦工，烈日下赤身裸體的黃河纖夫，示威的人群，戰爭中的走私，王爺兒子的婚禮，成片種植的鴉片，一個母親和她沒有穿褲子的女兒……當然，還有更多有關綏遠、北平等地抗戰的題材。他的文字通訊也是如此，除了事關國家命運的抗戰主題，便是對當時人的生存狀態的展現，以及各種社會現象和問題的觀察與剖析。對於自己“小方”的筆名，他有這樣的解釋：“方者，剛正不阿也，小則含有謙遜之意，正是為人處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個正直的、於國於民有用的人。”[7]

其次，讓我們更為強烈地感受到的，便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面對外侮強敵時所展現出的寧折不彎、舍身取義的民族氣節。小方大二那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拉開侵略中國的序幕。小方家境殷實，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碩壯，個人條件優越，在中法大學讀的是經濟學。但他卻不安於自己的小生活，也沒有從事一天的經濟工作。1935年夏大學畢業后曾到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短暫工作，正是在那裡，他與吳寄寒、周勉之等一起組建中外新聞學社，擔任攝影記者，從此便以筆和相機為武器，投身到洶涌澎湃的抗日斗爭之中。例如1936年12月4日，方大曾從北平出發前往綏遠前線採訪，長達43天，全面報道了著名的“綏遠抗戰”，拍攝照片數百張，寫出了《綏遠軍事地理》、《綏東前線視察記》等戰地通訊[8]。在他留存於世的837張底片中，也以抗戰為主題的作品為最多，其中包括報道“冀東偽政府成立一周年”和“綏遠抗戰”兩個專題[9]。而在他大約三十篇的文字報道中，抗戰題材更是佔據了絕大多數。其中就包括失蹤前寫的最后一篇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滲透在這些影像和文字之中的，是國難的深重，戰爭的殘酷，人民的不屈，和必勝的信念，這既是民族與國家之魂，也是小方的個人之魂。

一個25歲的年青生命，便具有如此深邃的眼光、博大的胸懷、鮮明的愛憎和義無反顧的勇氣，除了優秀民族文化精神的熏陶，恐怕也與他較早接愛進步思想的影響有著密切關系。這方面的資料雖然不多，但以下一些細節卻啟人聯想：

還在小方讀中學時，他的一位同學李續剛（建國后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因進行革命活動而被反動學校當局挂牌開除，小方為了表示抗議而留下歷史見証，就把那張布告拍了下來[10]。

1930年小方考入中法大學經濟系，曾與詩人方殷一起編輯《少年先鋒》雜志。“九·一八”事變后，他加入“反帝大同盟”，編寫過反帝機關報《反帝新聞》。也是在中法大學期間，方大曾因參與黨的外圍組織紅色互濟會之事，與中法大學教授范文瀾、王慎明（王思華）、阮慕韓一同被國民黨省黨部逮捕，出獄后遭校方降一級處罰。所以原本四年的大學，他卻讀了五年，於1935畢業[11]。值得注意的是，同時被捕的前三人均為教員，隻有他一個學生。

那時常去方家的諸多客人，后來知道，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就連小方，從各種跡象加以判斷，也應當是有組織關系的”[12]，只是緣於各種原因而難以証實。

“盧溝橋事變”后，根據周恩來指示，以當年方大曾參與創辦的天津中外新聞學社為底子，於1937年9月5日在太原成立了全民通訊社（簡稱“全民社”），李公朴任社長。當時正在同蒲路活動的方大曾，擔任了全民社的戰地攝影記者[13]。

或許正是因為受著進步思想的影響，使得小方能夠運用先進的思想方法，更早地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和未來戰爭的走向，從而得出許多后來得以印証的判斷，不僅在當時具有極大的鼓舞作用，也令后來者折服。例如：

在通訊報道《從集寧到陶林》裡，在目睹了令人震驚的原始勞動條件后，小方對挖煤農民不僅寄與同情，更相信他們必將得到解放：“我想，他們總會得到解放吧……我確信這不是幻想，因為有千百萬的人，正為著人類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爭。”[14]

在《興和之行》通訊中，小方鼓動著讀者：“中國的出路，隻有打上前去，打到多倫，打到承德，直進到東三省去！我們對於這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抱著絕對勝利的把握，因為在失去了的國土上，還住著我們的同胞，他們將舉起了槍，在熱烈的歡迎我們，要收復失地，並不是難事。”[15]

在《蘆溝橋抗戰記》中，小方預言：“我站在蘆溝橋上瀏覽過一幅開朗的景色，令人眷戀：北面正浮起一片遼闊的白雲，襯托著永定河岸的原野﹔偉大的蘆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16]

1937年8月5日至20日，小方來到北京南口、居庸關一帶採訪戰事，在《血戰居庸關·新的長城》報道中寫道：“但是這裡何來陣地？一些臨時工事亦被炮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后再也不會看到它的模樣了，有的是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長城！”[17]

三、方大曾是人類良知與正義的捍衛者

近年來，“方大曾現象”開始呈現由國內向世界延展的趨勢，方大曾的事跡吸引著越來越多國際人士的目光。這是20年前馮雪鬆開始“尋找”方大曾時，絕不會想到的。

2017月5月10日，“方大曾校園行”公益計劃第18站來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視光學院和奧爾巴尼分校兩所孔子學院聯合中國新聞史學會，舉辦“二戰中的中國記者方大曾”學術講座，馮雪鬆作為特邀主講嘉賓，向海外介紹這位中國新聞界的先驅，以及18年“尋找”的經歷[18]。

我國外文局下屬新世界出版社，從2016年開始，持續跟進方大曾系列選題，2017年以來，在推出方大曾系列圖書中文版的同時，率先出版了《珍藏方大曾：一個戰地記者的光影故事》（中英對照版，簡稱《珍藏方大曾》）。2019年7月，通過版權輸出的方式，《方大曾

：消失與重現》韓文版由韓國耕智出版社出版，社長金勝一先生親自擔任此書翻譯。2019年5月29日，新世界出版社與美國華媒國際集團在紐約書展期間，舉辦了《珍藏方大曾》英文版版權簽約活動。2019年8月21日，在2019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新世界出版社舉辦了《方大曾消失與重現》和《方大曾遺落與重拾》二書英文版的首發儀式，現場還與韓國耕智出版社、印度通用圖書公司、阿拉伯科學出版社、土耳其卡努出版集團簽定了方大曾系列圖書的版權輸出協議[19]。這也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小方的事跡和對他的尋找與重現，將會借由更多的語種，被更多的國家和人民所了解。

作為上世紀三十年代從事新聞工作僅僅兩年左右的中國記者，一個六十多年間曾經被遺忘的名字，方大曾的事跡為什麼會引起國際的廣泛關注？共同的歷史記憶或者某種歷史緣分，當然是顯而易見的橋梁。韓國曾經與中國一樣，遭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和蹂躪，也同樣付出過巨大的犧牲。韓國耕智出版社社長，同時也是著名漢學家和東亞問題研究員的金勝一認為，馮雪鬆對方大曾的深入研究成果，可以提醒韓國人關注戰地記者的貢獻和犧牲。他希望更多的韓國人可以讀到關於方大曾的圖書，能夠關注和了解像方大曾一樣的戰地記者的貢獻[20]。而美國不僅在二戰時與中國是盟國，華媒集團的總編輯克裡斯·羅賓（Chris Robyn）的外祖父劉汝明，也是中國當時重要的抗日將領。方大曾最后一篇戰地報道《平漢線北段的變化》，第一句就是“劉汝明部以敏捷的速度退出張家口”。

然而這種聯系只是表象，深層的原因，其實則是方大曾在以自己的職業方式，用生命為代價，捍衛著人類的良知與正義，展現出一個高尚的精神世界。這種良知與正義，集中表現為對於自由、平等、友愛、幸福的期盼和追求，以及對於壓迫、剝削、奴役、凌辱的不屈與反抗。這是保証人類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共同價值觀念，自然也就會引起最廣泛的國際共鳴。

紐約州立大學孔子學院學生何塞·岡薩雷斯在聽完馮雪鬆的學術講座后說：“我對方大曾十分敬佩，他對人類和世界的貢獻超越了許多同時代的人。”[21]據此我們可以預判，“方大曾現象”走向國際，目前還只是一個開始。這也昭示著人類社會的朴素真理：丑惡和強權或許可以逞凶於一時，但是良知和正義，最終是不可戰勝的。

2019年8月寫於燕園

（作者簡介：呂藝，男，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新聞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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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陳申為《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所作書序，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Ⅳ-Ⅴ頁。

[2]參方漢奇先生為《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所作序言，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Ⅰ頁。

[3]參范長江著：《憶小方》。

[4]馮雪鬆著：《方大曾：遺落與重拾》的后記《找到自己》，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331頁。

[5]參范長江著：《憶小方》、《沉寂了的綏邊》。

[6]北平《世界畫刊》205期，1929年9月29日出版，轉引自馮雪鬆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31-32頁。

[7]方大曾胞妹方澄敏的回憶，轉引自馮雪鬆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29頁。

[8]馮雪鬆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