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通訊社記者 武笛

　　5年前，我第一次到肯尼亞蒙內鐵路採訪。當時鐵路剛開工，東非高原的紅土地上，是一番熱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那是肯尼亞百年來修建的第一條鐵路，由中國設計、中國承建、採用中國標准。

　　當時“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不到一年，我發現有些外國媒體正帶著有色眼鏡歪曲中國形象。他們聲稱“中國人是到非洲搶當地人飯碗”。

　　事實真是這樣嗎？

　　見到肯尼亞姑娘肯西莉亞時，她正穿著制服，練習火車機車駕駛。她很開朗，一笑一口白牙。她告訴我，她的中國老師正在手把手地教她，成為非洲第一批女火車司機。

　　蒙內鐵路建設平均每公裡創造90個就業崗位，像肯西莉亞一樣的當地建設者有46000名,佔所有施工人數的90%。這與那些媒體的報道完全不同。

　　身為記者，必須還原真相。

　　歷時兩年，我與同事扎根肯尼亞，拍出一部90分鐘的紀錄片《我的鐵路我的夢》。我們跑遍沿線79座橋梁，33個車站，480公裡鐵路，甚至數出5844根電線杆，記錄下中肯建設者如何攜手將一個百年的夢想變成現實。

　　通車儀式期間，紀錄片在肯尼亞國家電視台播出6遍，隨后又在10多個國家和互聯網播出。世界各地的網友對中國幾乎一邊倒的好評，給了質疑的聲音最有力的回擊。

　　但在這些積極評價中，我又發現了新的誤解。有許多人認為“一帶一路”僅僅是修路架橋。

　　在2018年，我們又拿起攝像機重新出發。這一趟，走遍了非洲大陸。

　　在納米比亞，我遇到了一位老人，68歲的特蕾西婭。

　　5年前，她患上白內障，雙眼失去視力，飲食起居，全靠女兒照顧。

　　她拉著我說，我以前喜歡跳舞，但隻能現在每天在這個院子裡坐著，一坐就是一整天。

　　特雷西婭從廣播裡得知，萬裡之外的中國，要派一支醫療隊到當地義診。她帶著女兒、外孫，徒步換驢車，驢車換汽車，去找醫療隊看眼睛。

　　入院檢查后的第二天，特雷西婭接受了手術。

　　揭紗布的那天早晨，我們都在陪她等待這個，可能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打開紗布的瞬間，特蕾西婭先看了一眼自己的雙手，不可置信地抱著中國醫生放聲大哭。

　　這部紀錄片叫《與非洲同行》，我們將鏡頭對准了非洲普通民眾和他們身邊的中非合作項目。在中國援建摔跤場比賽的塞內加爾男孩，在亞吉鐵路做乘務員的埃塞俄比亞姑娘，在中國農場學習技術的坦桑尼亞小伙。無數人的命運在正在被“一帶一路”改變。

　　在拍攝中，我又有了新的思考。帶來這些改變的，為什麼是“一帶一路”？

　　為尋求答案，今年1月，我們再次啟程拍攝紀錄片《一帶一路上的智者》。5大洲，31個國家，行程27萬公裡，我們採訪了世界頂尖的86位學者。

　　他們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有國際關系、地緣政治、經濟文化，但在世界發展變革的大潮中，他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中國。

　　在哈薩克斯坦，國際關系研究員古麗娜爾現場見証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最早提出。她建立中國研究中心，促進哈薩克斯坦開拓新的出海通道。

　　在巴西，法學教授卡瓦略在大學課堂上教起了“一帶一路”倡議。

　　在英國，我們採訪到社會學家馬丁·阿爾布勞。他曾任英國社會學會主席，在全球化研究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015年，阿爾布勞第一次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中讀到“一帶一路”倡議。

　　他說，他猛然發現這是在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中國在用一個又一個項目，向世界展示一條非常實際的前進道路。

　　從那以后，阿爾布勞開始專心研究“一帶一路”。那一年，他79歲。

　　他開始學習中文，遍訪學者，碰撞觀點。歷時兩年，他寫出一部25萬字的社會學著作——《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角色》。

　　在他的書中，我仿佛觸碰到跳動的時代脈搏，真切感受到中國正在以大國的姿態與世界分享發展成果。

　　過去6年，我做總導演拍攝了3部“一帶一路”主題紀錄片。6年來，中國與一百多個的國家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我也用影像記錄下這粒來自中國的種子，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它是開放，是發展，是機遇，是繁榮，是攜手同行，是命運與共。

　　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是我心中的夢，也是我腳下的路。這趟征程，我還要堅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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