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2日，山東的兩名未成年女孩，模仿網紅易拉罐爆米花的短視頻時發生爆燃，最終導致一死一傷的嚴重后果。自從短視頻和直播平台興起后，這類事件就常見報端。從法律角度看，這類事件侵權責任的認定比較復雜，需要分層次和情況加以說明。

一、主播責任

主播既是段子的拍攝者、表演者和傳播者，也是段子、直播流量紅利的獲得者。從經濟學角度看，主播拍攝段子獲取關注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流量。以直播平台為例，流量變現的渠道有兩大塊，一是直播人氣和打賞獲利，比如，有一兩千萬粉絲的主播每次直播在線人數幾十萬，每天一兩個小時直播的打賞獲利高達數萬、數十萬到上百萬不等。二是靠廣告獲利，比如擁有一兩千萬粉絲主播發布的一個段子廣告，費用幾十萬到上百萬不等。

從流量變現角度看，主播拍攝的段子，必須需要有較高關注度，這樣才能有機會變現。除了高品質，成本較高的視頻之外，絕大多數主播獲取關注度的快速通道，要麼是低俗，要麼是獵奇。山東的這起引發燒傷的視頻，就屬於獵奇類視頻范圍。

該網紅擁有兩千多萬粉絲，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網紅，單就其以往發布的視頻看，大都具有相當獵奇和危險性。比如，用電池斷路來點燃木頭烤牛排，用燈泡做酒精燈，飲水機做火鍋等。這些視頻連專業人士表演起來都非常危險，更何況孩子模仿。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意識到這種視頻表演具有相當的危險性。 其實很多視頻並非一鏡到底拍攝而成，而是採用多次剪輯等方式作出。這類經過剪輯的視頻，會極大淡化觀看者對危險的意識，會強調娛樂性，誤導公眾，特別是未成年人。

法律上講的過錯，並非全都指的是追求損害結果的直接過錯，還應包括放任結果發生的間接過錯。一個主播對自己作品的影響力理應有所判斷，特別是擁有兩三千萬粉絲的大主播，明知自己的粉絲年齡層復雜，也應該知道這種視頻播出后可能會有人模仿，更應知道酒精等易燃易爆產品的危害性。但在這個事件中，這個主播在短視頻中沒有任何提醒、提示，反倒是在炫耀、表演和推廣這類做法，仿佛這類危險行為就是家常便飯。這種行為，在法律責任認定角度看，應該知道卻裝作不知，應盡到的義務沒有履行，這就是放任損害結果的發生，屬於間接故意，當然應承擔侵權責任。

從注意義務角度看，粉絲越多，注意義務也就應該越大，一個有幾萬粉絲的主播注意義務一定比擁有上百萬粉絲的義務小，兩千多萬的大主播，注意義務當然就該更高。特別需要指出，不論主播是個人還是公司，都是靠著粉絲數量和流量來賺錢，從道義角度看，世界上也不存在僅享受賺錢的權利，完全忽視法律責任承擔的情況。

山東這起事件，受害人及其監護人可以按照《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以及第36條第1款向該視頻表演者主張包括損害賠償、賠禮道歉、精神撫慰金等責任在內的侵權責任。但必須強調，這種責任並非是全部責任，而是要根據過錯和原因力來承擔相應的責任。從中外判例來看，這類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是孩子的監護人。

二、平台責任

短視頻平台在法律主體認定中，屬於網絡服務提供者，而非內容提供者。按照《侵權責任法》第36條的相關規定，平台原則上按照避風港規則承擔責任，即“通知刪除責任”，但在一些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下，也可能承擔非經通知而直接承擔責任的“紅旗規則”。我們以山東這起事件為例，做一個類型化的責任承擔推演。

第一種情況，平台在這場悲劇出現之前，沒有收到過任何針對該視頻的投訴或舉報，在事情出現后，第一時間下架了該視頻，並對此類涉及危險類視頻進行了徹查整改，這種情況，平台不承擔侵權責任。反過來，如果平台在之前就有收到針對該視頻的過投訴或舉報，沒有採取必要措施，或者，事件出來后，沒有採取任何整改措施，導致后面又有人受到損害的，平台就應該依法與主播承擔連帶責任了。

第二種情況，如果該視頻被算法“推上”熱門，被廣為流傳，導致孩子看到此視頻的，此時的平台責任就出現異化。推薦分發屬於算法的一種應用，推薦前提必須是“人畜無害”，算法必須有法律性和道德性，沒有經過合法性審核的視頻不應進入到算法推薦行列。按照2014年最高法院出台的網絡侵權司法解釋規定，這類算法推薦應屬於“紅旗規則”范圍，也就是說，如果算法推薦了一個違法違規視頻，平台就走出了“避風港”保護范圍，需要與主播承擔連帶責任了。

第三種情況，該事件出現在一個平台上，其他平台應該以此為例，必須要對此類視頻徹底整改，如果再出現因此類危險視頻，在任何平台導致模仿損害的，其他平台因未能盡到安全保障義務，也應承擔侵權責任。

第四種情況，按照《網絡安全法》等法律規定，所有用戶和主播都應實名注冊登記，如果事件發生后，發現該賬戶並非實名認証，平台無法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的，平台也應承擔侵權責任和其它法律責任。

第五種情況，因賬號都是實名注冊，平台對實名注冊信息為未成年人的用戶，應設置家長監護系統或青少年特殊保護模式，對未成年使用者應具有最高保護級別。

三、家長責任

家長責任，就是監護人責任，這是法定責任。從世界各國對此類事件的判例看，一般來說，家長作為監護人需要承擔第一責任。這起事件中，酒精這麼危險的東西，孩子都能輕易找到，並付諸操作實踐，這顯然是家長監護不利造成的。如果此類事件出現在美國，按照該國法律，受害者的監護人可能要面臨除了牢獄之災之外，監護權能否維持都是一個大問題。

互聯網時代的家長責任更為復雜，除了線下的日常監護之外，線上的家長監護系統、防沉迷系統、青少年保護模式等等，都需要家長與平台的密切配合才行。孩子監護是一個社會共治的范圍，緊靠平台、政府是不行的，家長、學校和社會必須全都加進來，形成一個從法律到技術，從點到面的監護系統。

家長的監護最重要的就是陪伴，這個事件中，如果孩子家長當時能在身邊，或者早關注孩子對什麼感興趣，盡早提出警示，可能悲劇就不會發生。互聯網時代的家長陪伴更為重要，網上魚龍混雜，沙石俱下，除了技術和法律保護孩子之外，隻有家長才能真正成為孩子的守護神。

四、如何判斷孩子是不是看了該主播的視頻導致的慘案

孩子到底是不是看了該主播的視頻，模仿導致的慘案，這就成為案件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屬於程序法上的問題，舉証並非很困難。

第一，按照網安法規定，網絡經營者應保存用戶網絡行為數據信息，若上升到訴訟階段，法院可以依法調取后台數據，看看這幾個孩子的賬號，是否在出事前看過這個視頻，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二，如果看了多個這樣的視頻，如何確定是哪一個呢？如果最后數據顯示，孩子們看過多個此類視頻，那就需要走進下一步——責任分擔問題，即在確定主播責任的同時，再確定多個視頻主播內部的責任分擔問題。

第三，多名主播和視頻的責任分擔，可以考慮按照視頻影響程度和市場佔有率來綜合平衡，即粉絲量和播放量越高的主播，承擔責任就要比較小的主播大。這種責任分擔的理論，起源於美國的市場份額確定判例，當無法分辨直接責任人份額時，應考慮到市場佔有率，以此作為責任承擔比例，這個原則已經開始被我國理論和司法實踐所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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