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7年10月下

今年（2017年）9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在講話中，習總書記引用並肯定了6月5日人民日報“經濟周刊”刊登的《駐村三記》。《駐村三記》是我2017年5月在內蒙古杭錦旗巴拉貢鎮昌漢白村精准扶貧駐村調研后寫的。習總書記的肯定，對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榮耀，也是對我新聞扶貧的莫大鼓勵。下面結合自己多年做扶貧報道的經歷，談一些感受。

耐得住寂寞，多花苦功夫、笨功夫

我從事扶貧報道已經12年，算一名資深扶貧記者了。回頭來看，感慨良多。我2004年參加工作，當時的人民日報經濟部農村組人多口少，2005年組裡安排我跑口扶貧報道。記得2006年5月，我專訪了當時的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堅，發了篇稿件題目為《扶貧開發不能邊緣化》。事實上，當初扶貧真的很“邊緣”，扶貧辦一年到頭沒幾個會，好不容易開個會，新聞稿還經常刊登不出來。我感覺渾身有勁使不上，挺沒成就感，一度很消沉，甚至動過轉行的念頭。當時的部門主任皮樹義鼓勵大家做T字型記者，把自己的口跑深跑透，畫長T字那一豎的同時，擴大關注范圍，畫長T字那一橫。我聽著挺有道理，決定先把扶貧報道這“一畝三分地”耕種好。

活少就主動找活。很多扶貧辦的現場會、工作推進會，主題從當時新聞的角度來衡量，似乎沒那麼重要，而且都在很偏遠、條件很差的貧困山區開，但是我都盡可能地爭取參加，很多時候我是進行採訪報道的唯一一名記者。因為這樣的現場會太苦太累，投入大產出低，很多別的媒體的跑口記者認為不值得參加。很多工作會議明知發不了稿，我也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參加，當做增進對行業了解的機會。我跑了不少貧困地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深度貧困地區，日積月累，對扶貧的了解越來越深入，稿子寫得也多了起來。

這些年花的笨功夫、苦功夫沒有白費，積累厚實，才能更好地抓住機遇。2011年11月底，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准，這比2009年1196元的標准提高了約92%。這個會議我沒有參加，當天傍晚看到會議新聞通稿后，感覺這是個大新聞：為什麼要這麼大幅度提高扶貧標准？標准提高后，貧困人口增加1億多，為什麼敢這麼做？我當即聯系扶貧辦，希望能解讀這個新扶貧標准，經過努力，時任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同意接受採訪。晚上我趕到會議代表駐地現場採訪，稿子當晚上版，第二天很多媒體轉載了這篇獨家權威解讀。

訪貧知貧，才能更好地新聞扶貧

2012年人民日報經濟社會部組織的“走基層·貧困山區行”大型採訪，讓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次，我來到烏蒙山區的雲南省大關縣上高橋回族彝族苗族鄉大寨村採訪。那是7月的一個午后，大雨過后，驅車沿著泥濘不堪的土路盤山而上，隨時都有滑下山崖的危險，中間還遭遇了滑坡泥石阻路。我深一腳淺一腳地步行了好長時間后，終於到了大寨村所在的牛角灣梁子。破舊不堪的茅草房裡人畜混居，大半間是豬圈。苗族老人張定清一動不動，蜷縮在黑漆漆的房子一角。房子的另一角，是一堆發了霉、長了芽的土豆，這是老人平時的口糧。當老人接過我們捐給他的500元錢時，他的眼神非常讓人看不懂。隨行的村民小組組長給他解釋，這是100元的人民幣，一張就能買好多鹽巴。小組長告訴我們，老人72歲了，還從沒見過100元這麼大面值的鈔票。由於房子沒有立足之地，老人也不會說漢語，所以我沒能和老人直接交流，轉而採訪了別的貧困戶。

採訪回來，我寫了篇《“貧困死角”不是被遺忘的角落》，文中描寫了張定清老人的深度貧困狀態，但美中不足的是沒體現他的心聲。2016年2月，我回訪大寨村，很想彌補上次的遺憾，但張定清老人已經過世。這件事給我挺大的觸動：不遠千裡，翻山越嶺，這麼費勁地來一趟，面對如此的深度貧困，我卻錯失了一次深度採訪的機會。而這樣的採訪機會，在追求快節奏、高效率的當下非常難得。不走進貧困戶的內心世界，不零距離傾聽他們的心聲，怎麼更好地新聞扶貧？自那以后，我每次採訪都盡可能多地傾聽採訪對象的心聲。

越深入採訪，越能抓到好新聞。4月底5月初，中宣部組織為期一個月的精准扶貧駐村調研採訪活動，我非常珍惜這次機會。每次採訪，都問得很細很全，採訪一戶貧困戶平均要花上兩個小時。昌漢白村貧困戶白三子掀起上衣，露出肚子上那道深深的血管瘤手術傷疤﹔郭建祥對外出務工顧慮重重，一個勁地猛吸煙，這些畫面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裡。

駐村蹲點結束后，我在人民日報“新農村周刊”開了個“蹲點手記”系列言論欄目，爭取寫出來的言論篇篇沾泥土、接地氣。其中，《扶貧干部少些文山會海》一文，短短1100多字，既有“基層干部一年開280多場會、同一主題的會開4遍”“第一書記不時為填表熬夜加班”等鮮活事例，又有“基層干部都忙於開會填表，誰來打通政策‘最后一公裡’”的思考，還有解決問題的地方探索實踐。

習總書記曾經說過：“基層跑遍、跑深、跑透了，我們的本領就會大起來。”在“11·7”講話中，他又勉勵我們做黨和人民信賴的新聞工作者。這就要求我們在工作中既要“站在田埂上找感覺”，也要“站在天安門上想問題”，這樣才能讓黨放心、讓人民滿意。做到這點有時真的不容易。去年年底，人民日報經濟社會部農村組組織了“脫貧一線新觀察”系列採訪。深入採訪發現，地方高度重視脫貧攻堅工作，貧困群眾獲得感也很強，但也出現了一些傾向性、苗頭性問題。脫貧時間層層加碼，一級比一級往前趕﹔年終考核，貧困縣如果位列連片特困地區倒數10%，主要領導就要被免職，於是工作壓力層層傳導，基層扶貧干部壓力很大。一位在原單位即將退休的老同志，主動請纓去貧困村擔任第一書記，自己掏錢給貧困戶買鴨苗，由於貧困戶養殖技術不過關，鴨子死亡率偏高，這位第一書記因此被行政處分。我理解地方上有很多實際的困難和苦衷，很多做法的出發點也是為了確保如期脫貧摘帽。但中央的態度很明確，脫貧攻堅要保証質量，對於地方出現的這種脫貧急躁症要堅決予以糾正。因此，我們實事求是，在肯定地方脫貧攻堅成效的同時，也把當地脫貧急躁症的症狀給翔實地寫了出來。文章見報后，影響很大，省委書記做了批示，地方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這篇稿子，作為牽頭聯系地方和主筆的記者，對地方我懷有深深的歉意。但對於這樣的報道方式，我的態度是堅定的，因為這樣做才是對上、對下都負責，才值得黨和人民信賴。

新聞工作者“下接地氣”的同時，還要“上接天線”，做到“頂天立地”。駐村一個月，我覺得應該把駐村點上的情況放到決戰絕對貧困的大背景下來寫。脫貧攻堅推進到當前，絕大多數貧困村和我所駐的昌漢白村一樣，如期脫貧摘帽的難度並不是很大，但貧困戶要穩定脫貧還面臨不少挑戰。而隻有穩定脫貧，才經得起時間檢驗，才是對人民負責。因此，《駐村三記》選取了“他們為什麼貧困、穩定脫貧靠什麼、打工機會在哪裡”這三記，記錄了典型貧困農村脫貧攻堅的真實進程，指出了當下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給出了解決的思路。這篇文章既有溫度，又有深度，我理解這正是其引起強烈反響的深層次原因。

更好地報道“三農”，必須身近心近

駐村期間，除了做好新聞報道本職工作，我還為村裡做了些“兼職工作”。昌漢白村村民穩定脫貧面臨兩大挑戰：其一，種植收入不穩定﹔其二，打工收入難以持續。我推動村裡辦成了三件關乎持續發展的“大事”：第一件，看到村裡的電商扶貧在緩解賣難方面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同時希望借助更大的平台對接更大的市場，我為村裡的電商扶貧中心牽線搭橋到蘇寧易購和京東﹔第二件，促成村裡將撂荒五年的兩千畝集體土地承包給某龍頭企業，這將每年為村集體增加10萬元的收入，提供100多人的打工機會，同時示范帶動村民調整種植結構，讓黃土更生金﹔第三件，促成內蒙古千牛服務集團結對幫扶昌漢白村，年內為村裡培訓、轉移就業80個剩余勞動力，為他們帶來穩定的打工收入。通過辦這些實事，我對國情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發包集體土地，前后14天，大會小會開了10來場，一度瀕臨流產。因為在第二輪土地承包中沒分到地的“代管戶”要求承包集體土地，還有部分村民對村集體發包土地缺乏信心。最終充分發揚民主，先把集體土地流轉到13個生產社，再由各生產社自行決定是否發包給該龍頭企業。雖然最終發包成功，但曲折歷程也讓我明白，農村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精准扶貧、精准脫貧更是不易。因此，身近心近，才能更好地了解鄉土中國，才能更好地報道“三農”。

對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報道的建議

1.借鑒蹲點調研經驗，繼續採用深度採訪形式。精准扶貧駐村蹲點調研，深入踐行“走轉改”“三貼近”，各方反響好，參與者收獲大。一個月在一個貧困村蹲點，深度上得到了充分保証，但廣度上略有局限，一些報道視角較窄。可以一個村駐一星期左右，這樣基本能把情況摸透，再留出時間拓展採訪范圍，更好地實現點面結合。

2.多些讀者導向，公開報道多些內參思路。扶貧並不是一個新聞性很強的報道主題，普通百姓關注度也並不是很高，他們更多地想了解貧困狀況、扶貧情況，想多了解基層。對扶貧工作，高層十分重視，各級政府非常關注。因此，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報道要取得更好效果，就要多些讀者導向，多向普通受眾展示深度貧困，這也是很好的國情教育。同時，公開報道也要多借鑒內參思路，除了報道好成效、好典型、好經驗、好做法，還要多報道些高層想了解的真實情況與困難，比如：深度貧困地區區域發展、脫貧攻堅面臨哪些特殊的困難？現在常規的扶貧辦法在深度貧困地區是否管用？是否需要加碼或調整？在此基礎上，針對這些困難與問題提出針對性的解決建議。

3.豐富報道形式的同時，更好地尋找解決方案。精准扶貧駐村蹲點調研報道形式豐富多樣，傳播效果很好，但深度報道和內參較少。深入下去肯定能發現不少問題，但困難在於很多問題發現之后提不出很好的解決方案。建議扶貧辦多推薦對扶貧問題真有研究的專家和部門資深官員接受採訪，把前方發現的問題與后方的解決方案精准對接，更多前后聯動，這樣記者可以採寫更多更有影響力的報道，也能更有力地推動實際工作。

（作者為人民日報經濟社會部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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