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7年10月下

2011年11月16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說：“調查研究是對客觀實際情況的調查了解和分析研究。既要調查機關，又要調查基層﹔既要調查干部，又要調查群眾﹔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進的地方去總結經驗，又要到困難較多、情況復雜、矛盾尖銳的地方去研究問題。基層、群眾、重要典型和困難的地方，應成為調研重點，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和研究。”

調研報道是建立在調研基礎上的，以新聞報道的形式予以呈現。各級黨委政府和科研學術部門也承擔著很重要的調研工作，比如各地的政策研究室和高校院所，大多會形成調研報告和論文。調研報道與之相比，內容更注重事實本身，直指問題，開門見山，語言文字更加通俗、活潑，有較強的可讀性，但也存在著專業性弱等問題。

今年（2017年）8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總編室聯合滇、黔、桂三地記者站對西南石漠化連片特貧地區進行調研。調研目的是發現脫貧攻堅期存在的困難和方向性問題，探尋破解之道。下面以本次調研報道為例，分析非獨立環境下扶貧調研報道的開展以及帶來的啟發。

調研的前期准備、進行過程中時刻都要挖問題、抓問題

調研要以問題為導向，這是最根本、最基本的思路。所以，在調研的前期准備、進行過程中時刻都要挖問題、抓問題。本次調研任務要在20天內完成，時間緊，“一點多次”蹲點式對比調研方法不適合。每省區的採訪力量最多不超過4個，人數少，導致“一題多點”分散式調研方式也不適合。隻能選擇集中調研採訪，這種方式也便於集思廣益，並且思想隨時碰撞可及時調整採訪方向。

一路人馬要踏訪廣西、雲南、貴州三省區六個縣，制定一套科學有效的調研方法是必需的，確保快工出細活。經商議，制定原則如下：實地走訪和座談相結合，干部和群眾相結合，書面材料和口頭採訪相結合，基層和上層相結合，典型經驗和問題相結合。

1.人手緊，時間少，所以不得不採取實地走訪和座談相結合的調研方式。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存在“被調研”的可能性，即採訪對象、現場都是排練好的。為此，各地記者站梳理了歷史素材並齊聚北京交流，同時前期開展私下調研，在不預設立場的前提下搜集問題線索，做到心中有數，以防被蒙蔽。

2.採訪樣本要多，干部和群眾相結合，書面材料和口頭採訪相結合。綜觀此次調研，共走訪15個鄉鎮近20個貧困村，採訪干部、群眾、企業主百余人，積累的採訪錄音將近50小時。樣本多、材料豐富，保証了調研的科學性，避免“一葉障目”情況的發生。在當前全員全天候扶貧的情況下，調研組周末時間也跟隨基層干部採訪。

3.基層和上層相結合。部分基層人員視野窄、想法少，因此調研還需要更高層面的採訪對象。按照經驗，調研組多選擇省級扶貧辦專抓具體工作的副主任，而且盡量是有基層工作經驗的。

4.典型經驗和問題相結合。石漠化地區較為特殊，既要看到問題，也要看到探索的成績，保証客觀的基礎上尋求破解問題之道。因此，調研選擇了問題較多的幾個貧困縣，但也包括被各省區列為試點的貧困縣。

如何讓調研對象主動爆料?

這次調研基本是自上而下式的採訪，難免出現干部怕影響前途而心存戒備、群眾看干部臉色不敢說實話的狀況。如何讓他們主動爆料？首先，按照調研組的要求，各地精簡了下鄉採訪的隨行公務人員，一般隻要求扶貧辦一名負責同志全程陪同。其次，調研組成員根據自身多年的報道經驗，在各種條件下採用不同的採訪方式，以求獲得真實信息。具體有以下幾種：

1.找共鳴，話題有突破。基層公務員也是本次調研的重點採訪對象，他們對工作中的問題、困難雖然心知肚明，但往往不願過多表達。如何打開他們的話匣子？調研組決定先營造輕鬆氣氛，主動拋出共鳴性話題，再引出具體有效的信息。在調研后期的雲南、貴州兩省座談採訪時，記者為在座干部講述在廣西的所見所聞，取得共鳴，尋求突破。比如，在雲南省某縣座談時，記者主動為在座干部講述了廣西官員對於第三方評估“滿意度調查”一票否決的苦惱，從笑聲中就知道引發了對方的共鳴，從而引發他們主動傾訴。這讓干部認為不是自己主動揭開問題，而是隨波之為，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顧慮。

2.盯重點，採訪對象有突破。即尋找有表達欲望的對象。在廣西某縣座談的自由交流環節，因有組織部干部在場，其他部門的負責人都選擇了沉默。基於此種情況，每次座談都有記者負責留意具有發言欲望的受訪者。在貴州某縣，一位副縣長被問及上級督查問題時主動發言，但礙於一二把手在座而沒有詳細展開。會后，記者千方百計與他接近，獲知上級各級頻繁下沉督查給他們帶來的負擔。

在調研中，駐村干部也是我們的重點採訪對象。因為他們大多來自上級機關單位，視野相對更寬，和當地沒有直接組織隸屬關系，說話尺度會更大。而且，這個群體長期生活在城市，下沉到農村必有深刻感觸，而不像當地干部長期因“隻在此山中”而缺乏發現能力。採訪駐村干部往往能有意外收獲。

3.打掩護，搞突擊。因為行程中大多有公務人員隨行，這可能對記者下鄉採訪造成人為干擾。在輿論監督報道中，參與的多個記者經常分扮“紅臉”和“白臉”，取得採訪突破。這種分工合作的採訪方式，在本次調研中也有使用。

在貴州、雲南部分農村走訪時發現，當官員和群眾、上級和下級在一起時，往往是前者主導話題方向，記者聽真話、實話不容易。為此，調研組成員根據自身所負責的主題，各自盯人採訪，無形中將他們分隔開來，互相做了掩護，避免干擾。如果遇到干擾情況，調研組成員在微信群內發一個信息，即另有他人前來採訪“干擾者”，將其巧妙支走。此外，為了能夠了解真實情況，調研組臨時砍掉官方安排的不必要的行程，在基層“推門而入”或者要求臨時增加採訪對象。

4.“無章法”式提問，打破常規。主題採訪往往採取集中提問、步步深入的方式進行，這讓受訪人很容易得知記者意圖，進而規避或圓滑處理。為此，調研組將各個具體問題“化整為零”式打亂，在不同時間或者由不同記者採訪，獲得有效信息后再整合。亦可採訪不同的知情人而得到同一主題的內容。

廣西某縣計劃通過土地優惠、貧困戶貸款入股等措施，推動淡水龍蝦扶貧項目，這在全自治區都鮮有聽聞。項目是否科學、是否有成功經驗、是否有市場、存不存在盲目性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如若集中提問，質疑未免赤裸裸。記者在一天時間裡，在不同場合、時間採訪了不同的知情人，最后整合素材后得出初步結論：該縣連淡水龍蝦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市場價多少也不清楚，項目實施多少具有盲目性。

5.充分利用工作外的時間。正規場合、正襟危坐，當事人的表現往往不自然或瞻前顧后、顧慮頗多，這也妨礙了記者獲取真實、有效信息。對此，調研組會及早地結束正規場合採訪，並利用工作餐、上廁所、坐車趕路等機會積極引出話題，在聊天中採訪。三省區的村組干部待遇低，這支最基層的扶貧力量正在流失，影響不言而喻。這是記者在和鄉鎮干部、村干部吃飯、抽煙時得到的線索。

整個調研過程中，不論走到哪，所有記者都在和人聊天，連開車的司機都沒有放過。除了正式採訪，其他場合氣氛更加輕鬆，受訪人防備心也不強，表達會更加真實、生動。

要挖問題、敢質疑，努力求解

在採訪過程中，大量的素材得到積累，但同時要進行梳理，要挖問題、敢質疑，努力求解。這其中，調研組遵循的原則如下：

1.有長遠考慮的前瞻性。問題本身有一個從小到大發展的過程，通過調研可以發現苗頭性問題並將其揭示出來，在萌芽狀態解決。“持續、穩定脫貧，防止快速、大面積返貧”是本次調研的一個重點。中央將全面脫貧時間定在了2020年，這期間各種力量集中發力。過后，扶貧力量、力度是否會出現減弱，進而導致返貧？比如，多地發展養牛產業，貧困戶免費領牛並將其養到標准體重后由公司回收。但企業方面更傾向於自己規模化養殖，隻不過當前享受各種扶貧優惠政策而不得脫身。如此看來，扶貧企業和貧困戶的利益關系在2020年前是穩固的，但之后存在不確定性。現在問題尚未顯現，但必須未雨綢繆，眼光前瞻。

2.注重挖掘問題，也要重視求解。對於扶貧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和錯誤做法，媒體需要進行監督，但調研報道不能像一般的批評性報道那樣隻觸及表象，更不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而要著力提出解決問題之道。本次調研中，我們發現地方的一些做法欠妥、違背中央精神。比如，在實施異地搬遷工作中，有的安置點建設在原址幾百米外，基本是“從山上、山腰搬到山下”“從農村搬到農村”。這種做法只是為貧困戶、貧困村改善了居住條件，因為交通沒有改善、生產資料依然靠原有零星土地，所以這種安置方式對於長久穩定脫貧作用不大。后經採訪得知，石漠化地區“八山一水一分田”，連片平坦的土地資源緊缺、就業機會不多，所以一些縣選擇零散就近安置搬遷戶也是無奈之舉。調研報道如果隻說現象和弊端就失去了意義。隨后的採訪中，記者接觸各級干部時著重尋求解決之道。在貴州黔西南州，當地跨縣區來解決用地、就業問題，同時配套教育、社保等政策，一步到位讓農民變市民，實為創新之舉，調研組也找到了一個答案。貴州的做法屬於典型經驗，有人不將其列入調研報道范疇，其實不然。從上述事例就可看出，調研過程中發現問題后，或許正面典型就是打開疑惑之門的那把鑰匙。

3.獨立思辨，敢於質疑。精准扶貧過程中，有的地方措施實實在在，有的卻在玩弄數字游戲，施放各種“煙幕彈”。記者如若不敢質疑，隻記錄表象而不主動思辨，則有被蒙蔽的風險。廣西鼓勵貧困戶將政府貼息的5萬元扶貧貸款入股當地鄉鎮企業，每年可以得到分紅4000元。在採訪中，大多數干部將此做法作為經驗來介紹，讓人以為這可以當做金融扶貧的典型經驗。對於任何新生事物，調研組都抱質疑態度。貧困戶從中具體能得到什麼？模式是否可持續？有何風險？一系列的問題，需要在採訪中重點加以了解。經過思辨和繼續調查后發現，這種模式有“數字脫貧”之嫌，沒有充分發揮扶貧資金應有的帶動性，且貸款3年期限導致模式不可持續，也存在監管風險等問題。

綜合來看，本次調研也多有遺憾，分析有二：一是調研手段不夠多樣化。此次調研以口頭訪談為主要方式，問卷調查等手段沒有充分被利用，科學性可以進一步提高﹔二是研究能力有待提高。調查是積累素材的過程，而研究是對一系列現象加以分析，使認識更加深入，觸及本質，找到問題根源。雖然調研前后有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相關專家提供智力支持，但在調研過程中未將跑口專業記者納入其中，導致調研組總體研究能力有所缺失。

借扶貧報道提高調研報道水平

扶貧調研報道屬於新聞扶貧的一種。何謂新聞扶貧？如何進行新聞扶貧？各家媒體理解不同。筆者注意到，不少媒體利用自己的電商或者信息平台，幫助貧困村、貧困戶銷售土特產。也有的媒體派出高顏值的小編通過網絡直播進行推銷。在很多人眼裡，這是“互聯網+扶貧”，名頭不小。

對於扶貧，媒體應該承擔起應有的責任。這個責任不僅僅是為了應付上級任務而派記者駐村與農民同勞動，也不僅是靠一場網絡直播吸引眼球為一個村賣幾車西瓜。媒體應該發揚沉得下心、蹲得下身的優良作風，充分發揮智力優勢，站在高處，著眼長遠，力求解決扶貧工作中普遍性、長遠性、苗頭性問題，如此扶貧既治標也治本。調研是達到此目的的必經之路，調研之風應該持久發揚並提倡。

而在現實中，有的媒體將調研報道局限在“報道領導調研”﹔有的極力挖掘典型經驗和典型人物，即便其不夠典型資格﹔對於明顯浮現出的問題不細究、過問，隻看成績、不看問題。這些做法是記者和媒體不專業、對工作不負責的表現。精准扶貧給媒體記者提高調研報道水平提供了一個好機會，也是歷練務實作風的好平台。

（作者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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