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的興起為眾多行業和領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2017年7月，中國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填補了人工智能發展頂層戰略的空白。而為應對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態勢，2016年10月，美國發布報告《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好准備》，對人工智能的發展現狀、現有和潛在應用以及可能引發的社會和政策問題做出深入剖析。本文對比中美兩國的人工智能發展戰略，分析其存在的共性與差異。

中國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的總體願景

我國《規劃》是一部更注重細節化、全面化和應用化的人工智能頂層戰略，它從人工智能科技發展和應用的現狀出發，對人工智能進行系統布局，旨在搶佔科技制高點，推動我國人工智能產業變革，進而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新躍升。

《規劃》提出“構建一個體系、把握雙重屬性、堅持三位一體、強化四大支撐”的總體部署，指明了幾項重點任務：首先，構建開放協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創新體系。從具體的基礎理論體系、關鍵共性技術體系、人工智能創新平台、人才引進和培養方面對重要技術細節進行列舉和匯總，對今后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重點給予明確的指引。其次，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經濟。這也是《規劃》的重點內容，從智能軟硬件、智能機器人和智能運載工具等人工智能新興產業，到應用於制造業、農業、物流和金融等產業的智能化升級，再到人工智能企業和智能產業創新集群，從點到面對人工智能的應用落地與產業化指出明確的方向。再次，建設安全便捷的智能社會。發展教育、醫療、養老等智能服務，同時從智能政務、智慧法庭、智慧城市等方面推進社會智能化治理。最后，構建網絡、大數據和高效能計算的智能化基礎設施體系，加強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應用，並提出落實“1+N”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項目群。

從以上重點任務可以看出，國家部署《規劃》的重點和核心在於人工智能科技的落地與應用，分別從產品、企業和產業層面的分層次落實發展任務，對基礎的應用場景、具體的產品應用做了全面梳理。

關於《規劃》的發展前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分步走”戰略目標：從2020年開始，以5年為一個周期，預計在2030年之前，實現人工智能研究領域的國際性重大突破，佔據科技制高點﹔實現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1萬億+，帶動相關產業規模超過10萬億。

美國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的整體思路

2016年10月，美國發布報告《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好准備》。在其發布之前，美國政府和社會就該報告開展了廣泛的討論，力圖確保可以妥善管理人工智能帶來的社會風險，推進人工智能技術為社會發展貢獻積極價值。

一方面，美國對人工智能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發，如醫療、交通、環境以及刑事司法和經濟等，已經獲得了可觀效益。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美國政府謹慎監管，對新產品（如自動駕駛和無人機）進行全方位安全評估的相對保守態度。仔細審視，美國重點關注的人工智能發展的風險問題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人工智能自動化對就業產生的負面影響。這一趨勢對低薪工作崗位造成的負面影響最大，會進一步加劇經濟不平等，對勞動人員的再培訓及合理的政策導向便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其次，關於人工智能的公平、安全和治理問題。具體包括了數據應用、決策的公平性和透明性等命題，難點在於無法全悉掌握人工智能做出決策的過程，這一過程目前仍具有相當不確定性。最后，是對超強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威脅到人類的遠景表示擔憂，但同時官方也明確指出，在沒有顯著威脅跡象的當前，不會對現有的政策產生任何影響。

而美國另一份重要政策性文件《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提出利用人工智能實現未來願景，包括促進經濟發展（在制造業、物流、金融、交通以及通信等領域）、改善教育機會和生活質量（包括教育、醫學以及法律等）、增強國家和國土安全水平（包括執法、安全以及預測等）。

中美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的異同檢視

1.中美兩國人工智能戰略文本內容的視域差異

首先，我國《規劃》主要從技術研發、產業應用、政府政策保障等方面做出布署，可以認為其重在技術發展對行業帶來的經濟影響﹔而美國戰略則對人工智能對社會可能帶來的風險進行了充分討論，並且有針對性地制備配套文件就政府資助研發和就業保障兩個問題進行重點規劃。其次，美國戰略文本對網絡與系統安全問題，包括系統的可追責性和決策的透明性等問題投入較大篇幅進行論述，而我國《規劃》對相關問題著墨較少。第三，美國戰略文本提議政府公開機器學習數據庫並制定數據標准進行數據打通等問題，在我國《規劃》中並無言詞體現，而該問題的解決對於應對我國政府數據公開、數據孤島等命題而言具有較高的現實意義。

總體而言，應當指出中美人工智能戰略對AI廣闊應用前景的頂層研判、技術研發的長期投入、AI人才的培養、制定政策標准等保障體系建設有著基本趨同的認識。

2.中美就人工智能發展任務與目標的布局差異

我國《規劃》提出了六項重點任務，從技術科研立項到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經濟再到建設安全便捷的智能社會，還包括加強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可以說應用與落地是我國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重心所在。而美國則側重從研發與從業者的培養，公平、安全與治理，就業風險保障等方面進行布署。

我國現階段的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注重技術應用，側重推動經濟發展。而美國則在現階段試圖著力技術研發和完善保障體系，反映其在提速人工智能發展應用的同時，對可能伴生的風險給予特別關注。

3.中美就政府主導以及對科技企業的定位差異

我國《規劃》明文指出，在技術路線選擇和產品標准方面，企業將發揮主體作用，認可市場在人工智能發展進程中的主導作用，科研立項也提倡以企業為主體推進，同時明確提出對科技企業採取稅收減免等措施進行扶助。而美國方面則更注重由聯邦政府主導的人工智能發展路線，主張由市場主導無法完全完成發展目標，無論是從科研投入，還是就業保障方面，都突出了政府的主導地位。

從當下發展態勢來看，有充分的理由對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提升潛力報以樂觀態度。龐大的人口基數產生的海量數據正是培育人工智能系統的前提條件，當然也要認識到我國和美國相比還存有一定的差距，我們需要特別關切的問題包括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人工智能應用意識還不夠深入以及缺乏完善的數據生態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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