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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懷念新聞大師何微先生

馬蛟龍
2016年05月11日1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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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西部學刊)

今年是恩師何微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作為他的學生,撫今追昔,我倍加思念先生。

1960年,我考入西北政法學院新聞系,不久先生由北京調到西安擔任西北政法學院副院長兼新聞系主任,並親自為我們授課。當時西北政法學院開設新聞專業,是西北所有高等院校中唯一設置該專業的高校,目的是要為西北地區培養一批本科畢業的新聞人才。但初創之際,不僅沒有現成的教材講義,而且師資力量嚴重不足。幸運的是,何微先生1962年走馬上任。他早在解放前就是名記者,為解放區培訓過新聞人才,建國初於中國人民大學講授過新聞學。先生到任后,不僅組織人員編寫教材講義、開設講座,還為解決師資問題南北奔波。首先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生中選拔桑義燐、孫欣偉任教(均為著名新聞學家王中的高足)﹔又聘請人民大學著名新聞學家甘惜分、張隆棟、鄭興東來校授課,使西北政法學院新聞系成為師資實力頗為強大的一個專業。當時正值經濟困難時期,全國高校院系處於調整壓縮之中,西北政法學院一些專業也都放了長假。不少人提出要取消新聞專業或者改為三年專科,以減輕經費壓力,一時人心惶惶。先生挺身而出,力排眾議,不但將新聞系本科專業保留下來,並堅持按教學計劃,上完所有專業課程,使我們順利地完成學業。1964年畢業后,我們這一級學生全部分配到中央和省、市新聞單位,成為當年中國新聞事業的一支骨干力量。

從1978年開始,我結束了“文革”下放生涯,重新回到西安日報社(此時尚未改晚報)擔任記者,而何微先生此時已調任《陝西日報》黨委書記兼總編輯。由於同在西安市,我和同學們便經常去看望先生。次年5月,我們報社組織省黨校部分學員召開了一個形勢座談會,並在會后頭版頭條大篇幅地作了報道。報道中對極“左”思想進行了尖銳批判,為貫徹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大造輿論。文章見報后,引起了省委第一書記馬文瑞同志的高度重視,親自打電話詢問何微先生為什麼《陝西日報》沒有報道,先生隨即電話問我:“陝報記者誰去了?”我告訴他:“座談會是我們報社組織的,所以,沒有邀請陝報來人。”先生將此情況如實回復馬文瑞同志,馬文瑞同志指示陝報要立即轉載。次日,陝報在頭版頭條全文轉載了這篇報道。對此,先生幾次夸獎我:“做得好,有新聞記者的敏感性。”此后,我與先生接觸頗多,從而有幸多次聆聽先生教誨,受益匪淺。其中有些事很值得一提。

一是先生一貫堅持新聞有學。建國后在相當長時間內,由於受階級斗爭為綱的主導思想影響,自上而下認為報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沒有新聞專業知識的人也能當記者、編輯,否認新聞有其自身規律,錯誤地認為隻要能配合政治宣傳任務就可以辦好報紙。也正是在新聞無學思想指導下,60年代初西北政法學院就要砍掉剛剛設立的新聞專業,先生力排眾議,保留了這個專業。其實先生早在建國前,就在解放區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新聞學文章。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新聞界思想解放,不同的新聞學術見解在交鋒中時現糊凃觀念。何先生不但寫出《新聞研究綱要》一書,還主編了《中國新聞思想發展研究文集》,並先后執教於武漢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親自授課和帶研究生,培養了大批新聞人才。

二是先生名震中國新聞界,又平易近人,清正廉潔。他是一位副省級官員,但從不要分給他的大房子,直到去也住在隻有七八十多平方米的居室裡。他對新聞界發生的各種腐敗行為,痛心疾首。90年代中期,我針對這些腐敗行為和各種不良傾向,先后撰寫了《是做黨的喉舌,還是做錢的喉舌?》《傳媒要和企業保持距離》《書記應該怎樣管報紙?》等論述文章。每當在觀點拿不准請教先生時,他總是首先認真通讀,然后指點修改。比方對多篇文章中批評新聞界方方面面存在的嚴重腐敗,投稿給新聞雜志時責任編輯頗多遲疑。我去請教何老,何老聽說:“你寫的這些問題是不是事實?”我說:“存在的事實比我講得還嚴重。”他說:“那就不要怕,我認為可以發表。”我在全國首先公開提出傳媒某種程度上變成了“錢的喉舌”就是在何老支持下,刊發於《新聞研究》,並被收入1997年《中國新聞年鑒》。這個看法,也為爾后的事實所証明。先生多次談到報紙要為人民服務,鼓勵我要旗幟鮮明地從理論剖析新聞業出現的丑惡現象。有一次,何老在審閱《書記應該怎樣管報紙?》一文時,感慨萬分地說:“黨要求報紙和中央保持一致,從來沒有人講過報紙和地方黨委書記保持一致。如果地方上書記能尊重新聞規律,能正確支持報紙,報紙就好辦。但有時並不是這樣,外行管你,隻要你聽話。你文中認為書記管報紙主要是管方向,而管好報紙最有效的辦法是任命合格社長和總編輯。這觀點是對的。”何老曾在全國做過調研,合格的總編輯有之,但不合格者也大有人在﹔認為任命既懂新聞理論,又懂新聞業務、作風正派的同志當總編輯,是書記管報紙最省力、最有效的科學方法。

三是為新聞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先生辭世的前一年,西安市記協舉辦了一次新聞學術論文評比會。期間想請先生出任評委,當時先生已83歲高齡,因病正在住院治療。我們知道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因為事先要一篇一篇審閱文章並作出評語,所以擔心先生會婉辭,不料聽我一說先生竟爽快地答應了。我們將78篇稿子交給先生,他在醫院治療中,每天將枕頭墊在沙發背后,半坐半臥,一字一句地認真審閱,並為全部稿件寫出評語。其認真負責之態度,不亞於當年在總編輯任上。到開會時,先生也欣然帶病出席。事后,我去看望並向恩師致謝,先生卻說:“不用謝,我自己就想這麼做,我自知來日無多,總想為新聞事業發展多做點事。”又說:“近年來新聞隊伍急劇膨脹,總體素質不高,不少編輯記者甚至總編理論水平、業務水平都很低。這次通過這78篇文章也可以看出這一點。我已經不能做事了,隻期望各個新聞單位都能重視這一現狀。狠抓隊伍建設,抓理論學習和業務培訓,提高新聞工作者的素質,這樣才能提高報紙的質量。”

(作者系西安日報社高級記者、有突出貢獻專家。本文寫於2016年元月)

(責編:王妍(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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