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何用：媒體記者的職業技藝

“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若干年前，面對自己小兒子的提問，馬克·布洛赫——法國年鑒學派著名歷史學家，沒有認為幼稚，也沒有敷衍過去，反倒鄭重其事，認為必須做出解釋，並專門寫了一本書（《歷史學家的技藝》）來回答。

借用布洛赫小兒子的提問：新聞有什麼用？我相信不同媒體的從業者，會給出不同的答案，即便同一位媒體從業者，在職業生涯的不同時間節點，也會給出不同的答案和解釋。

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剛好有事去香港，在港龍航空的班機上，聽到廣播員的聲音，我忽然想到約翰·克魯森的故事（詳見《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一書）。

“請問機艙內有醫生嗎？有乘客突發急病，需要救治。”相信這樣的廣播，很多人不陌生，在火車上也可能聽到。

約翰·克魯森也經常聽到。20多年前，他在《芝加哥論壇報》當記者，當時由於工作原因，經常坐飛機往返巴黎。在一次飛行途中，他再次聽到詢問醫生的廣播。他開始琢磨：在數萬英尺的機艙內，發生嚴重疾病的相對風險有多大，航空公司為此做了哪些預防措施？

風險的嚴重性超過預期。克魯森詢問了一些空乘人員，有一位空姐說，自己曾在航班上遇到乘客死亡的情況。之后不久，乘客斯蒂芬·保羅·索姆斯（波士頓道富研究與管理副總裁）在航班上因心臟衰竭死亡，轟動一時。

從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中，克魯森捕捉到一個細節：當時正好有醫護人員在場，然而病人還是沒有挽救過來。問題出在哪？原來是因為飛機上沒有配備治療心臟病的藥物和除顫器。

飛機上缺乏這些藥物器械，影響有多大？通過查找資料數據，克魯森發現，在美國，乘客飛行途中因心臟病或其他疾病發作死亡的概率遠遠超過空難。

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該如何解決？一直以來，包括航空公司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能給予生病乘客的最佳幫助，就是在就近的機場快速降落。然而，現實卻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飛行途中的醫療緊急事件，不能成為要求臨時降落的理由。那麼，飛機上有必要隨機攜帶足夠的醫療服務嗎？代表航空業的美國航空運輸協會的反對理由是，飛機不可能成為飛行醫院。

克魯森並沒有到此為止，他比較了發生在不同國家的危及生命的緊急醫療案例，一個是美國航空公司乘客死亡的案例，一個是英國航空公司乘客獲救的案例。比較的結果是，“一家最新款波音747飛機價值1.7億美元，在上面配備一個價值1100美元的醫療箱乃至3000美元的除顫器毋庸置疑”。而按照克魯森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未來10年內，給美國每架商用飛機配備醫療箱和除顫器共需5600萬美金，每張機票漲兩美分就可籌到這筆錢。“這些醫療箱和除顫器每年隻要能挽救3個人的生命就物超所值了。”

報道的影響超乎想象，也在意料之中。一年之內，美國航空公司在飛機上配備了除顫器，不久，有乘客因奔跑趕飛機而死在了航站樓裡，除顫器隨后出現在了美國的各個公共領域。后來，美國航空公司對外公布的數據顯示，自安裝第一台除顫器之后的10年間，該設備共挽救了80條生命。

這個美國“除顫器”的故事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別的感動在於，一個記者運用自己的職業技藝，鍥而不舍，詳盡報道，層層追問，解決了一個被“習慣”忽視的社會問題，挽救了至少數十條生命。

而在我這十年的職業經歷中，另一類感人新聞卻屢見不鮮：火車因患病乘客臨時停車就近找醫院進行救助。在2014年的春運期間，K9285次列車上有兩名乘客先后發病，列車為患病旅客開通救助綠色通道，兩次臨時停車，將他們送往附近醫院救治。以至於“臨時停車 緊急救助”幾乎成了一種報道范式。

當然，比較這兩種不同的報道范式，結論顯而易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更願意從“新聞何用”的角度，思考一下媒體記者的職業技藝。就像《真相》一書的作者提問的那樣：面對新聞和信息時，追問一下，信息完整嗎？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麼？（作者為鳳凰網資訊中心副總監、評論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