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想為自己正名

10月初，我參加了一個“媒體行”活動。路上，一個同行人問我何時參加工作的，答曰“去年才來”。回問，同行人說“剛入職三個月”。環顧四周，參加活動的無一不是青春靚麗的青年記者。媒體行業，在新老交替中迎來了85后、90后的新生代媒體人。

跟同行的記者們聊起當前的工作，“苦逼”一詞的使用率遠超其他，“新聞民工”的說法似乎是大家的共識。工作時想著放假，放假時想著工作，出差落腳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能不能上網傳稿件……這是個讓人羨慕的苦差事。

跟其它行業相比，媒體人的收入不高。但這份職業給我們帶來的，是對理想的追求，是精神上的富有。

新聞理想是一種責任

一年前，剛到報社時，我對報紙還是一竅不通。7月，我跟部門同事做了一則“拆遷補償‘一刀切’”的輿論監督稿件。當我直面這個處於弱勢的群體，看著他們噙著淚水的絕望眼神，覺得肩上的擔子很重，覺得這個職業的責任很大。稿子出爐后引起了當地部門的重視，他們承諾糾正錯誤。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興奮得一宿沒睡好覺。這種責任感讓人成長，這種成就感讓人痴迷。這應該就是我的新聞理想——幫農民說話，替農民分憂。

說新聞理想很多人都會笑。“什麼理想不理想，先賺錢再說。”這是很多人的想法，也是我曾經的想法。當前新聞行業的不景氣更是趕走了許多不把新聞當做職業的人。我所相信的，是我們選擇了一個有價值的職業，一個讓人快樂的職業。

年輕記者應該懷有的，是對這職業的敬畏，而絕不僅僅是為稻粱謀。在鐵肩擔道義的路上，必然會遇到很多的不幸者，我們應該擔起這份責任，用新聞人的方式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想法，用一顆真誠的心去傾聽弱者的聲音。

如今是個“信息快餐時代”，記者這個職業的影響力、號召力都已減弱。在自媒體興起的當下，一個網絡大V的一句話，可能比記者埋伏數日寫成的深入調查報道影響力還要大。在一個“人人都可是記者”的時代，如何才能做好一名真正的記者？

我們與這些“記者”的唯一區別，是新聞理想。我們的稿件，始終是真實的，始終是理性的。新聞理想是一種責任，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帶著責任的印記。

從學生到記者，要學的還很多

雖然新生代媒體人活力四射，受教育水平也很高，但與資深記者相比，無論是基本功、社會閱歷、人脈資源、大局意識等，都差得太多。

剛入職的年輕人都會感嘆：“懵懵懂懂的，不知道怎麼採訪，怎麼提問。”難以駕馭採訪局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們對社會生活不了解。新生代媒體人要迅速成長，得走出從學生到記者的關鍵一步，其實就是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

新聞是跑出來的。正所謂腳上帶泥，才能留下印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塞繆爾·弗裡德曼在《媒體的真相》中說，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如果你的母親說她愛你，你要去核實一下。”

隻有跑下去，才能得到成長。我很慶幸自己在一份接地氣的報紙工作，可以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交流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帶來的成長是跨越式的。

但有時跑得越多，困惑也越多。甚至有時覺得知道得越多，反而懂得越少。剛入職的時候，我去過很多村庄，見了很多農民，寫出很多稿子，看起來忙忙碌碌，但很多問題都研究得不夠透徹。

7月，我在採訪中偶然得知一條“社員退社，導致合作社投資打水漂”的新聞線索。事件採寫完畢，卻遲遲想不出好的解決辦法。找到山東省委農工辦領導求教，一句“先流轉合同再入社”提醒了我。問其如何想到此法，領導回答說“讀書研究，經常思考”。

有時跑得多了，可能會迷失。停下來想一想，反而事半功倍。

好的採訪寫作，既要能融入事件，生動形象，又要能跳出事件，縱觀全局。因為我們年輕，沒有從業多年的固定思維，我們更應該看到別人看不到的細節，想到別人想不出的問題。

新聞界有句話，“記者出不出挑，三年見分曉”。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理應誕生偉大的媒體，偉大的記者。媒體行業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台，相信我們不會辜負所有人的期待。（作者為農村大眾報特派記者組記者）

來源：《青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