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公權和那些與新聞業擦肩而過的人

美國漢學家牟復禮抗戰時期曾經在中國戰區服務過。后來回憶起這段經歷，他說：“20世紀40年代在中國時，歷史學是最熱門的學科，最優秀的學生都想進歷史系。大眾也都愛讀歷史書籍、歷史雜志。”“最熱門”、“都想進”的說法或許有些夸張，但確實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的一些風貌。實際上，現代史上還有個學科或專業，也曾經風靡一時，吸引了不少中國年輕一代特別是留美學生們的目光，這就是——或許有些出人意料——新聞學！

以研究政治思想史而聞名的蕭公權，在《問學諫往錄》中詳細回憶了自己和新聞業從偶然結緣到擦肩而過的歷程。清華肄業后，他躬逢“五四運動”之盛。當時運動的潮流逐漸由北京城內各大學沖擊到郊外的清華。學生聯合會議決“發行日報，以利宣傳”，由北大清華兩校各推代表，共同辦理。“為避免政府干涉起見”，又決定以天津法租界為編輯和印刷的地點。清華方面決定由高等科三四年級同學推舉代表。開會時，四年級的同學幾乎眾口一詞，表示他們不久必須離校到上海去辦出國手續，不適於留在京津負責辦報。三年級的同學也表示因種種理由不能留校。結果不打算他去的，隻有四年級的桂中樞、三年級的李干(家在北京)和已經肄業的蕭公權(計劃留校讀書)。於是他們三人便被推為清華的代表，與北大代表去天津合力辦報。

到天津后，蕭公權等在法租界一個小旅館租了幾間房，作為編輯部和“記者”們的宿舍，又找到一家印刷廠來印報。兩天之后，每天一張的《民鐘》日報居然出版了。內容略仿普通日報，只是篇幅較小，但也包括時評、社論、新聞、小品文字和廣告等欄。來自清華的三人“夙興夜寐”，分頭去採訪有關的新聞，撰寫評論，編排報頁，送稿付印和校對印稿。誰能做，就盡力去做。而合作者中惟一來自北大的周君，“似乎以社長或主筆自居，但既不肯輕於下筆，又不屑於做送稿校對等瑣事”。午后還往往外出，深夜才回旅館。有時蕭等清晨校稿回來，他還在高枕安臥﹔但就是這樣一位，倒“很喜歡評論我們的工作，講得頭頭是道。我們一面洗耳恭聽，一面各盡所能，倒也相安無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鐘》居然能夠按日准時出版，不誤發行，不能不說實在是難得。該報由天津學生會派人負責發行，在北京天津兩處分發。北洋政府不久就發現了這張“地下”報，並向法國使館和法租界當局交涉。於是該報問世不到一個月便被迫停刊。蕭公權參加“五四運動”和“報館”生活的嘗試，由此也告結束。

曇花一現的《民鐘》不過是“五四運動”中的一段小插曲。時過境遷，早已被人忘懷。但短期做過冒牌記者之后，蕭公權自謂不知自量，對於辦報發生了興趣。於是1920年被派赴美留學時，他選擇了進入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就是后來給大公報發獎章的那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如果不是后來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做“無冕之王”而決定肄業，改學哲學，蕭公權說他“很可能成為中國新聞界的一名小卒”。倒是桂、李兩位，到美國后都學了新聞學，並且先后得到學士榮銜。“他們是有志竟成，我卻知難而退。”蕭公權不勝感慨。

其實五四運動前后，和蕭公權一樣，曾經懷有新聞報國之志，但又最終擦身而過的人，還有不少。比如吳宓，留美時也迷戀過新聞學。而后來成為著名史家的蔣廷黼，其經歷更為曲折：赴美之初他還希望成為一個新聞記者，但是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時，“突然感到新聞人員對一國政治的了解僅是表面的，無法深入”，隻能隨波逐流，迎合時代。乃於1919年秋放棄新聞而改修政治。因為要想左右政治，就必須懂得政治，為此必須專攻政治科學。但是不久他又覺得，政治也有它的限度，“欲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隻有從歷史方面下手”。於是，繼由新聞轉入政治后，他又從政治轉向歷史。盡管這些人最終都與新聞業擦肩而過，但回顧那一代人的專業選擇，不論最初選的是新聞、政治，還是后來選了歷史或其他學科，他們都是希望借此來更好地報國、救國，此志則終生未泯。（作者為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教授）

來源：《青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