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人應遵守職業道德與基本法紀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今年印發了《新聞從業人員職務行為信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自2014年6月30日起實施。《辦法》明確對新聞從業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濫用信息的行為進行規范，並重點對以下四種行為進行規范：（1）違反保密法規隨意散布、傳播涉密信息﹔（2）擅自將職務活動中知悉的信息通過網絡平台發布﹔（3）將本新聞單位未播發的報道交由其他境內外媒體刊播﹔（4）利用新聞單位資源謀取不正當利益。

這四種行為其實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違法行為，即第（1）條和第（4）條﹔另一類是違反新聞職業道德的行為，即第（2）條和第（3）條。同時，結合我國對媒體管理的現有模式，違反新聞職業道德的行為也具有違反新聞紀律的意味。由於《辦法》是在新媒體環境下出台的規范，對通過微博、微信等傳播行為進行了約束，所以筆者將結合新媒體環境、新聞實踐以及國內外法律或規定，對這四種行為分別加以解讀。

關於兩種違法行為的基本解讀

關於違反保密法規隨意散布、傳播涉密信息的行為，我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第三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國家秘密的義務。任何危害國家秘密安全的行為，都必須受到法律追究。”具體到新聞媒體，也就意味著新聞單位和新聞從業人員都有保守國家秘密的義務，是保密義務主體。新聞從業人員由於其職務行為的特殊便利性，比一般保密義務主體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國家秘密，尤其是涉及到軍事、軍工、安全、金融等方面的內容。從法律層面上講，隻要涉及法律確定的絕密、機密、秘密三個密級的內容，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在內的任何人都不能泄露，違者將被追究。《辦法》的規定強化了新聞單位的保密責任以及新聞單位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保密培訓義務，同時規范了新聞從業人員對保密義務的遵守。1992年，由國家保密局、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新聞出版署、廣播電影電視部制定的《新聞出版保密規定》中也曾明確表示，新聞出版單位及其採編人員和提供信息單位及其有關人員應當加強聯系，協調配合，執行保密法規，遵守保密制度，共同做好新聞出版的保密工作。

關於利用新聞單位資源謀取不正當利益，《辦法》規定：“新聞從業人員不得利用職務行為信息謀取不正當利益”。這是對新聞從業人員利用新聞單位資源和職務行為信息進行尋租的規范，也是對新的市場環境和媒體環境下對新聞從業人員實踐的規范。2014年9月25日，21世紀傳媒公司總裁、《21世紀經濟報道》創辦人兼發行人沈顥，總經理陳東陽因經濟問題被警方帶走﹔9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將21世紀網包括主編、副主編在內的8人逮捕﹔更早之前，中央電視台的郭振璽、李勇和芮成鋼也因經濟問題先后被警方帶走調查﹔2013年因涉嫌虛假報道的《新快報》記者陳永洲在近期以損害商業信譽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判刑1年10個月。以上這些案例都涉及到利用新聞單位資源和職務行為信息謀取不正當利益，准確地講，這些都是信息尋租行為，是利用信息這種稀缺資源獲得金錢或其他收益的非法交換行為，這不僅擾亂了新聞傳播秩序、損害了新聞媒體聲譽、抹黑了新聞從業人員，而且危害了公共利益和商業秩序。新聞從業人員利用職務行為信息獲利或尋租的行為，與公務人員利用權力獲利或尋租的行為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都是對公共利益的侵犯。

關於兩種違反職業道德行為的基本解讀

相對於以上兩種違法行為，擅自將職務活動中知悉的信息通過網絡平台發布，以及將本新聞單位未播發的報道交由其他境內外媒體刊播的兩種行為，違反了世界上通行的基本新聞職業道德，是對各國新聞通例的冒犯。

未刊發信息之前或新聞單位沒有同意刊發的信息，新聞從業人員不能提前發表或未經同意私自發表，這是基本的新聞職業道德，任何新聞從業人員都應該遵守。無論是《紐約時報》還是美聯社，都有相應的內部規范加以約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單位是信息收集、編輯與發布的市場經營主體，如果從業人員將單位尚未刊發的信息提前私自傳播，對單位的市場收益和社會聲譽都將產生消極影響，它使得該新聞單位喪失了發布獨家新聞的可能性，損害了其競爭力，兼有泄露商業秘密的嫌疑。此外，新聞單位並不是將所有收集到的信息都加以發布，有些信息可能由於信源不可靠、信息涉密、有害於採訪對象等各種原因而最終不能發布，但是，這些信息的所有權屬於新聞單位而不是從事採訪的新聞從業人員，在此情況下，新聞從業人員無權發表新聞單位決定不再刊發的信息。若在其他渠道發表，應征得新聞單位的同意。

《辦法》還規定，新聞從業人員不得違反保密協議的約定，向其他境內外媒體、網站提供職務行為信息，或者擔任境外媒體的“特約記者”“特約通訊員”“特約撰稿人”或專欄作者等。由於傳媒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推進，各國媒體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媒體人也有了更多的渠道和平台發表作品。這對於更好地服務世界各國民眾的知情權是件好事，但新聞從業人員因職務行為而獲得的信息，不僅是通過個人努力獲得的新聞成果，而且是新聞單位的重要資源和無形資產，新聞從業人員職務行為信息不是由從業者個人來決定是否發布。對於在崗的新聞從業人員來說，因職務行為獲得的信息，其發布權屬於新聞單位。利用職位行為信息從其他媒體獲益的行為，屬於不正當獲益，甚至具有超出或違反職業道德意味的違法嫌疑。

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人需要更加謹慎

《辦法》的出台，我們應該看到兩個背景。一是媒體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新媒體形式在信息傳播技術推動下不斷涌現，且更新換代加速，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出現，使得新聞從業人員有了新的傳播平台，在意識不到位的情況下，可以非常容易地傳播在職務行為中獲得的信息。二是社會層面，我國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與智能終端的快速普及，一方面使得新聞從業人員可以大面積擴散信息，另一方面使得信息接收人群更廣泛及層次復雜，更容易引爆話題，攪動輿論場。

正因如此，傳統媒體時代沒有出台的《辦法》在今年出現了。這是對媒體環境與社會背景的政策回應。實事求是地講，對新聞單位和新聞從業人員都具有挑戰性，尤其是對新聞從業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謹慎地、有意識地應對新聞職務行為信息的處置。特別是通過社交媒體賬號或其他新媒體平台進行的傳播，這種傳播行為有時候甚至只是為了炫耀或好玩。在某些時候，其發布行為僅限於少數親朋好友，但卻因評論、轉發等行為而擴大化，演變為信息發布者無法控制的輿論事件。

在國外的媒體實踐中，也因新媒體環境而存在相應的問題，有些新聞機構還專門發布了自己針對員工的行為准則。最著名的就是《美聯社員工社交媒體使用守則》，其從賬號、觀點、隱私、好友/回復、發布、轉發、與用戶互動、刪帖、勘誤等各個方面，對自己的員工提出了規范性要求和建議，核心是讓員工不要將個人信息發布行為與職務信息發布行為混為一談，避免因個人信息發布行為不當而影響其新聞聲譽和社會影響。被廣為傳播的美聯社規范，是發達國家的新聞媒體對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從業人員職務信息行為加以規范的典型案例，是對新媒體環境下員工行為的約束和規范。

在我國，由於新聞專業主義的建設歷史不如西方發達國家長久，不少新聞從業人員缺乏足夠的新聞職業道德意識，在新聞職務信息的發布上更隨意，缺少單位內部規范與職業規范。《辦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以國家管理機構的統一規定，行使了類似西方發達國家媒體或媒體協會組織制定的內部規范或行業規范，這與我國的媒體管理國情與媒體發展現狀相關。但不管是哪種方式，新聞從業人員職務信息都有相應的規范加以約束，一方面有新聞單位或職業道德的軟約束，另一面有超出此范圍之外的硬約束，即法律約束。（作者單位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