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缺失會滑向法律的陷阱——淺談新聞敲詐

有償新聞、有償不聞屬於新聞職業道德問題，但是量變會發生質變，而且有些邊界比較模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判定新聞敲詐，從道德問題滑向法律的陷阱。因此，在新的形勢下，對新聞人道德操守的約束變得越來越重要。

有償新聞、有償不聞與新聞敲詐的區別。新聞敲詐近年成為了熱詞，與其緊密相關的就是有償新聞和有償不聞。三者有聯系，都與金錢有關，但性質、程度、危害有所不同。按理是可以區分開來的，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又出現了說不清、難以嚴格區分的情況。

有償新聞，是指媒體單位或媒體人利用其手中的採編權，謀取有償回報的行為。主動方可能是媒體，也可能是報道對象，某些機構或個人為了答謝媒體或媒體人對其進行報道，會送錢送物或以其他方式回報。媒體單位或媒體人得了好處，就有可能對報道內容添枝加葉，強化溢美之詞。常見的是以新聞報道的形式進行宣傳后接受客戶支付的廣告費。媒體業界把這類版面費稱作“公關廣告”，社會上常聽到的叫法是“軟文”。有些企業還有專門的“軟文寫作班子”，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媒體發“軟文”。國家主管部門早有規定，介紹一個單位的形象廣告要打上“廣告”二字，但往往客戶不願意，於是就以其他名稱替代。前些年，這種現象經整治有所收斂，特別是國家一級的重要媒體已取消了所謂的“公關廣告”。然而，依然有許多媒體做這類廣告，也有機構願意投放這類廣告。當然，也不能把有償新聞的范疇過分夸大。涉及有償新聞的媒體、媒體人與報道對象的利益關聯度是很高的，而正常的人際交往，不能輕易地說成是搞有償新聞。

有償不聞，是指獲取報道對象提供的利益，將不利於報道對象的稿件壓下不發。這類報道往往涉及輿論監督題材。不少媒體都有一批常做廣告的大客戶名單，經媒體廣告部門通過媒體領導層與相關編輯部協調，在做批評報道時會“留一手”。此外還有一種情況，當要發批評報道時，批評對象求情，希望不要刊發，交換條件是投放廣告。筆者曾聽某鄉鎮宣傳部門的一位干部說，有一家媒體寫了一篇關於他們的批評報道，經溝通媒體表示願意撤稿，但媒體相關負責人提出把稿撤下來了沒有稿可補上，總不能“開天窗”。這是暗示要該鎮用廣告或軟文補上。有的媒體甚至無需暗示，明明白白提出自己的要求。

新聞敲詐，是指運用採編權利，有預謀地採取拉攏或打壓的不正當手段，向報道對象索取非法利益的行為。常見的是，以批評報道或發內參開路，有目的地對報道對象進行敲詐。有的媒體其實並沒有把輿論監督放在重要位置，甚至根本就不想做批評報道。其開展批評報道，是為了方便敲詐而設立的。先把批評稿件寫好，主動將所寫的內容傳達給當事機構，隻要答應交錢登廣告就撤稿。有的還進行所謂的“戰略合作”，向參與者承諾做好“正面宣傳”，不做“負面報道”，拉攏機構參加，其實就是收“保護費”。有的媒體不僅撤下批評報道，甚至還故意與別的媒體唱反調，以唱贊歌的形式幫當事機構掩蔽丑行、解脫困境，以獲取更大的利益。4月9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通報的“《中國特產報》新聞敲詐案”，就是典型的例子。這家報紙曾有過定位准確、堅持良好職業操守的時期，但后來因為發包專刊，報紙品質就差了。這些專刊就是有償新聞版，隻要有人肯給錢，專刊的記者就寫，不給錢就以曝光為名要挾。多名記者反復到基層地方政府採訪，利用地方政府的個別問題，敲詐當地政府，收取專版宣傳費。此外，《中國特產報》還偽造申請材料，為社會人員辦理新聞記者証。20余名持証記者均不在報社領取工資，他們大多屬於專刊部門，需要自謀生計，還要上繳承包費用。這種新聞敲詐目的性很強，報紙最終被責令停刊。

三者並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從前面分析可見，有償新聞、有償不聞與新聞敲詐性質是不同的。有償新聞、有償不聞更多是涉及職業道德問題，而新聞敲詐則不只是職業道德問題，還涉及違法犯罪。盡管三者性質不同，但關聯度很高。

新聞敲詐是有償新聞和有償不聞的升級，是從量變到質變的必然結果。有償新聞和有償不聞嘗到甜頭之后，往往為所欲為，不斷升級——從不講原則、職業道德缺失到道德淪喪，再到違法亂紀走上犯罪道路，三者並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在界限比較模糊的狀態下，往這邊靠可能是道德問題，往那邊靠可能就是違法犯罪的問題。因此，在處置的過程中，就出現了各地寬嚴不一的情況。然而，當事單位、當事人總不能說：“別人比我們還嚴重，為什麼不抓？”說了也沒用。筆者在這裡不是去探討如何把握道德和法律邊界的問題，而是想說明道德問題會滑向法律的陷阱。尤其是經常開展輿論監督的媒體，哪怕沾上了“有償不聞”的邊，都會將自己帶入危險的境地。因為經常搞輿論監督，交了廣告費就撤稿，不交的就繼續做，這樣的事做多了，說你敲詐沒商量。

早些年，筆者供職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時，集團旗下一家媒體的負責人說過這樣一件事：他們的報紙要揭露某保健品生產企業，該企業夸大宣傳其保健品的療效，違反了廣告法。當事企業知道后派人上門來求情，希望撤稿，並承諾給這家報紙投300萬元的廣告。這家報紙堅決不干，批評報道照登。這家媒體以輿論監督為己任，已形成良好的品牌，他們不願意自毀品牌。道德守住了，當然也就不會因“有償不聞”而陷入法律風波。

警惕誘惑，堅守道德底線。記得十多年前，筆者在《南方日報》擔任總編輯，曾安排一篇批評報道在報上刊發，見報后有一家外地駐廣東的媒體機構，將已見報的這篇文章寄到受批評的單位，並說這篇報道寫得如何好，他們也要轉載。不登也行，要求給2萬元贊助費。筆者感覺，當年類似這種情況在媒體隊伍中還不是特別嚴重，但這幾年不僅面廣，金額也大了。個人敲詐是“小兒科”，媒體單位的集體敲詐行為更為可怕，已經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程度。

這一現象之所以會愈演愈烈，與媒體外部和內部環境的變化有關。其一，媒體在面臨生存壓力的困境下，以不道德的手段去從事經營活動。這些年傳統媒體在新媒體的沖擊下經營效益不好，有的媒體不是尋求正當的突圍之路，而是以有償新聞或有償不聞去獲取收益。採編人員和經營人員的職責是不一樣的，為了確保報紙的品質，採編、經營本應各司其職，也就是採編、經營兩分開。但現在有些媒體讓採編部門參與經營，下達承包指標，這就很容易將金錢與版面聯系起來，有償新聞、有償不聞由此而生。有的媒體甚至濫發記者証，讓持証者承包利潤指標。採訪只是手段，目的是撈錢，必然產生新聞敲詐。其二，與“公關公司”合作，被其所利用。有的“公關公司”就是靠這個賺錢的，他們游走於媒體和客戶之間，明目張膽地敲詐。媒體隻要跟他們合作，被扯進去之后也就說不清了。其三，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和腐敗行為，也會反映到媒體和媒體人中來。社會上有權錢交易的現象，媒體中也有利用採編權進行謀私的行為。尤其是經營者有考核指標，完成了有提成，有的人經不住金錢的誘惑鋌而走險。

以上講的三方面，都與媒體環境的變化有關。然而，作為肩負神聖使命的媒體人，經營困境等環境的變化不應成為放棄新聞理想、拋棄道德底線的理由。作為媒體人，不應與社會上的不良現象同流合污，而應激濁揚清，弘揚社會正氣。筆者曾說過，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報紙是這樣，其他媒體也是這樣。要想走得更遠、更好，媒體人的職業理想追求、道德操守是不可缺失的。

環境在變化，媒體和媒體人的自律不能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