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面前要多留個心眼兒

工作中常常碰到一種情況：記者興沖沖發回來一篇報道，第二天見報了，麻煩卻來了，採訪對象找上門來要求更正，搞得記者灰頭土臉，報社也十分被動。事實上，記者隻不過“據實記錄”而已。問題出在哪裡？

我觀察過一些案例，經常是因為記者採訪時想當然、回避了問題，採訪對象怎麼說就怎麼記，缺少質疑，記者以為這就是全部事實，以為找到了答案，但特定語境下的事實，往往翻個面看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在“事實”面前多留個心眼兒，多一點警覺，是新聞報道經得起推敲的前提。提問是新聞人的天職，也是逼近真相的途徑。這個時代，問題重重，真相與假象如影相隨，如何保証你看到或聽到的就是真相而非假象？恐怕除了不停地發問，繞到你所獲得的“事實”后面探個究竟，再難有什麼高明的辦法。

“問題意識”要求新聞人時刻保持思辨力和質疑精神，一事當前，首先問“這是真的嗎”、“這樣合理嗎”

記得我剛入職時，與部門領導一起去北京市某區採訪一個“舉人文化節”活動。按理說，這隻不過是一場活動，很多記者從做實習生開始就會參加無數類似的活動，大多數情況下，它就是個消息的素材。

當天去的媒體記者很多，既有中央級媒體，也有地方都市類媒體﹔既有報紙的，也有廣播電視的。我后來檢索其他媒體的報道發現，基本上都是“通稿”——“××舉辦舉人文化節活動”。

我們的報道“不同尋常”，讓主辦方大為光火，后來中宣部的新聞閱評通過肯定我們的報道批評了這一活動，並抄送給了北京市委書記，主辦方才佯裝醒過，“感謝”我們的監督。

我們發表了一篇比較長的現場特寫《這是在宣揚一種什麼文化？》，還配發了署名評論。特寫獲得當年度的中國新聞獎二等獎。當時的活動現場確實令人難忘：村子裡的空地上擺了十幾口大鍋，大設粥場﹔學子身披紅花騎著高頭大馬游街﹔從事地質研究的院士闊論舉人文化與高考制度﹔當地領導張口閉口“舉人經濟”……場面之荒誕，不得不讓人質疑其動機。我們對充當“道具”的高考狀元和院士，對當地的領導和村民都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採訪，結論一目了然：所謂舉人文化、所謂尊重人才，不過是商業炒作的噱頭而已。

其他媒體之所以隻報了一個“事實”，或許是有其他非新聞因素的考量，但也未嘗不可歸咎於“問題意識”淡漠。他們未必沒有感受到這件事情的荒誕不經，但也許沒有深想和報道這個活動有什麼關系，因為他們的任務是來報道活動的。很多記者滿足於被動獲得的“事實”，沿著報道對象預設好的思路一路狂奔，不去質疑事情的真實性、合理性，錯過寫出好作品的機會倒是其次，有時候還會釀制更大的被動。

因為缺少質疑精神，把正面宣傳寫成“揭露報道”的也不乏其例。大約兩年前，北京市某單位招了很多局級領導子弟，在其內部報告中，這一行為被描述成“整合政府資源”的成功舉措。有記者在給該單位寫宣傳稿時，就把這個當成一個正面故事來講，結果幾千字的稿子就這一小段兒產生了反響，網友抓住這個信息大肆批評，搞得這個單位十分被動，記者和這個單位建立的良好關系也斷了。正面宣傳稿件搞成了揭露性報道，實在有些出乎意料。試想如果記者能跳出這個材料，稍稍對這個事情質疑一下，就不會搞出“烏龍事件”來。

記者腦子裡有“問題意識”，才可能避免寫出“問題報道”來。

“問題意識”要求新聞人具備對事實進行邏輯重構的能力，一事當前，首先看“這符合邏輯嗎”、“經得起推敲嗎”

一些“問題報道”，並非因為提問不足。有的報道，記者很努力，事實也已經很充分了，但仍然給人一種“欠火候”的感覺，總覺得離真相就差那麼一點點。問題出在邏輯上。邏輯所依賴的除了事實，還有常識。一些事件報道，所涉事實錯綜復雜，你可能看到了全部事實，但未必看得到全部事實之間的關系，而往往這個“關系”才是真相。

記者應當有邏輯重構的能力，對所獲事實進行抽絲剝繭般的重新整理分析，然后回過頭來再進一步發掘遺漏的事實。

2006年2月中旬，一則消息在報紙、電視、互聯網上廣為傳播。這條消息說，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共50多位院士，委托兩院學部發表聲明，辭去“中國管理科學院”的“終身院士”稱號。

人們的疑問是：為什麼好端端的“終身院士”卻要辭去？接下來的報道說，總部在香港注冊的所謂“中國管理科學院”，是以欺騙的方式授予這些院士為該院“終身院士”，再以兩院院士的號召力向全國各地學者收費兜售該院“院士”稱號。

欺騙的方式？很多人很敏感地抓住了這個字眼。隨后有新聞報道說，所謂“欺騙的方式”無非是人家發來一張表格，無需任何審批，院士們填張表格就能成為“終身院士”。有院士說：“院士是給我的一個榮譽稱號……就填了個表接受了。”這幾乎是所有的新聞事實，而且邏輯鏈也相對完整。新聞報道之后，很多媒體也紛紛發表評論。有不同的聲音，但一些主流的評論從正面給了解讀，這些院士成了“捍衛科學尊嚴的典范”，有的評論者甚至發出這樣的喟嘆：“可惜，沒有多少人能像這些兩院院士那樣，對所謂‘稱號’說不！”

這些評論也許沒有問題，它們基於新聞所報道的事實在說理，的確，依據也充分。但是很多讀者未必這麼想，至少我不這麼想。真相是什麼？新聞沒有告訴，事實無法呈現，但我們可以憑常識去推斷：如此幼稚的伎倆怎麼會讓這些堪稱學界圭臬、人中精英的院士輕易上鉤？如果不是東窗事發，那個所謂的管理科學院不被証實是個子虛烏有的皮包公司，這些院士們又會作何反應？這幾乎可以從他們起初的表現推斷出來。我們需要重新對這些新聞事實進行邏輯重構。

我在自己的言論專欄裡發了一篇“‘院士造院士的反’值得喝彩嗎”的評論，基於已有的事實和常識，從邏輯上推演出一個結論：“說到底，這些院士還是被名利所害。”這篇評論發表之后，我接到很多科學家的來電和來信，有一位老先生在信中說，科技日報“敢於直面真相、捍衛常識的勇氣可嘉”。這個稿子后來獲得當年度中國新聞獎三等獎。

事實上，如果把這篇評論換成一篇報道也未嘗不可，隻不過把其中推理的過程，用重新調查的事實去還原就是。

“問題意識”也考驗新聞人的問題控制能力，僅僅學會發問是遠遠不夠的

“問題意識”很容易被理解為滿腦子的問號，對什麼事情都懷疑、懷疑、再懷疑，而忘記了為什麼懷疑。懷疑不是目的，探求真相才是。所以新聞人在特定的採訪環境裡或面對特定的採訪對象時，要能夠做出比較精准的判斷——什麼才是問題的核心。

我寫過一篇人物小通訊《吳文俊：作別數學的數學家》，同事們都覺得不錯。這篇文章有價值的地方在於主題上的反襯。這個一生都與數學為伴的老爺子根本就離不開數學，卻一開始說，自己把所有的藏書和數學資料都交給研究所了，讓他們去搞。他現在喜歡喝咖啡，看《福爾摩斯探案集》。其實，他一談起數學就眉飛色舞，而對別的則言語寡淡。從我們的交談中，這篇文章的標題就在腦中形成了，只是結束採訪前我需要“求証”，我問：“您真的放得下數學？”他答：“放不下。”OK，這篇文章已經成型了！決定這篇文章成敗的，可能就是最后這一個問題，如果沒有想到去問這個問題，那這篇文章傳遞給讀者的“事實”就是：這個數學家不干了！一個著名數學家突然間“洗手”不干了，的確是條新聞，但，它是假象！

很多時候，記者在現場採訪“挖”得很深，問得很細，但由於缺少觀察——對採訪對象回答不同問題時語氣、表情、配合度，以及人物本身特點和事實之間的沖突的觀察分析，很容易就忽略了關鍵問題，最終導致報道完全走偏了方向。

最考驗記者的是災難性報道。在災難現場採訪，你的提問稍稍不妥，不但可能犧牲採訪機會，還可能對採訪對象造成傷害。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我在北川中學臨時安置點採訪。當得知我是記者的一瞬間，我從其中一位心理援助女志願者的眼睛裡看到了敵意。她以近乎哀求的語氣對我說：“求求你們，不要再打擾這些孩子了！”

她告訴我，記者一見面就問：你家裡有人去世嗎？你能回憶一下當天的情景嗎？幾個記者走后，一名接受採訪的高二女生沖進帳篷號啕大哭，眼神裡布滿驚恐，仿佛又回到了那個黑色的星期一﹔而另一個女生則一個人躲到一邊目光呆呆地坐著，不哭不言。

我收起了採訪本和照相機，聽那個志願者向我控訴。我當天寫了一篇《請讓孩子們安靜地告別傷痛》，首次公開呼吁關注災區孩子心理“二次傷害”問題，發表當天被中央電視台、《新民晚報》等國內多家媒體轉載，甚至引起心理援助和媒體倫理的網絡討論。

那一年的地震報道，我們看到了太多血腥的描寫。我后來還專門寫了一篇評論《尊重生命永遠比記錄新聞更重要》。

“問題意識”本身也會成為問題的制造者，關鍵在於記者的問題把控能力和對新聞專業主義的遵守，新聞人需要時刻自省，尤其在類似地震這樣的災難現場，學會節制比學會提問更重要。有時，正是這種節制才會讓你的心靜下來發現真問題。

稱職的新聞人一定是常懷“問題意識”，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研究問題、回答問題的時代瞭望者。強調問題意識，並不是說新聞報道要滿篇問號，恰恰相反，新聞報道是要努力將受眾心中的問號拉直。隻有對那些一一浮現的事實多一些警惕，我們的報道才可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可能時過境遷之后還有一點重讀的價值。

（作者為科技日報新聞中心副主任、第十二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