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新聞傳播學的“嵌入式”研究

身份焦慮和新的可能

作為一門學科，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理論創造力和學科影響力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問題。南京大學丁柏銓教授曾專門對新聞學的學科影響力進行詳細調研，發現無論從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以及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統計數據，還是CSSCI刊物上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論文被引用情況看，與相近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確實地位較低、影響力偏弱。①

與此同時，新聞傳播學科還被涂沫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面對如何處理新聞傳播與“現實政治”的關系這一核心問題，研究者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無法回避的張力之中：不少研究者要麼成為政治話語的詮釋者和注解者，要麼干脆“去政治化”，對政治和歷史展現出一種生硬的“拒絕”。

潛藏於新聞傳播學科裡的這種“先站隊、再思考”的模式導致了一種雙向的封閉。一方以政治話語代替了新聞傳播學的學科話語，另一方則游戲於學術概念和學術名詞之間。在這種現實下，新聞傳播學科對西方理論的引進同樣是各取所需式的“自助餐”：你吃你的、我吃我的，“道不同不相為謀”。在這一現實前提下，引進再多的西方理論恐怕也無法帶來學科的繁榮。

新聞傳播學科內部的“分裂”，還有著這一學科本身的原因，新聞傳播學從來沒有獲得長期的穩定地位。它的“邊界”、“基本問題”，以及“特殊語言”和“看世界的方法”②等，始終受到質疑和追問。美國傳播學研究的“芝加哥學派”和“哥倫比亞學派”看待傳播學的視角和關注的問題迥異，歐洲學者更是將媒介研究與文化研究，以及更廣泛的社會批判聯系在一起。

身處這種既來自學科自身、又來自學科與政治特殊關聯的雙重壓力下，研究者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我是誰”的焦慮感。緩解這種焦慮需要不斷進行關於“認同”的自我暗示，而以“界限”為核心的“認同”又不斷生產著封閉和“內卷化”的傾向。顯然，一個封閉和內卷化的學科難以參與更廣泛的社會討論，更談不上對整個社會科學做出獨特貢獻。

伴隨著時代前進和社會發展，新聞傳播的難題正以一種新的姿態呈現——新聞傳播像空氣一樣越來越展現出其“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特性。“社會的信息化”成為一個政治詞匯，各類新聞和信息的傳遞與社交、商業、金融等等緊密纏繞在一起。但反過來思考，這不恰恰証明新聞傳播本來就並非一個孤立的“實體”？技術的發展、社會諸方面條件的成熟，隻不過讓它的本性和潛能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展示和爆發。

回過頭來，放棄有意無意的“封閉”和“內卷化”，將新聞傳播還原到其所處的社會歷史和思想脈絡、還原到一種關聯性和“總體性”方法，還原到理論與實踐的融合，放棄無謂的“畫地為牢”，採納一種“嵌入式”的研究方式，能否帶來理論發展新的可能？

從“實踐性”到“實踐哲學”

新聞傳播學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它強烈的“實踐性”。沒有一個學科像新聞傳播學這樣，不斷就這門學科究竟“有學”還是“無學”展開長時間的爭論。爭論背后的現實則是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要麼“凌空蹈虛”“自說自話”，要麼在一己的經驗裡打轉轉。為此，新聞傳播學界和業界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正在開展的“學界”“業界”雙挂職，就是一劑針對於此的“處方藥”。

新聞傳播學科的這類問題如此嚴重，讓人思考：這種“實踐性”是否還是一種強烈的“暗示”——與其它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是否具有某種特殊性？或者，新聞傳播學體現了社會科學中隱含的另一種趨向？

事實上，以“實証”為核心的當代社會科學同樣是“歷史”的產物。換句話說，當代社會科學所遵循的研究方法、思維邏輯並不是唯一的真理，它受到現代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巨大影響。將人類社會作為一個可以剝離出來、外在於研究者的“實體”，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先驗前提。在這個意義上，它同樣是“現代性”的一種體現。

對社會科學研究的這種定勢，一些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強烈質疑。哲學詮釋學的代表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就曾對此做出過激烈抨擊。③

伽達默爾上溯至亞裡士多德的傳統。在亞裡士多德那裡，全部的科學應該分為三種不同類型：理論的、創制的和實踐的。其中，實踐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不是客觀的世界，而是人對自己、對他的創造物世界的認識”。④正如北京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洪漢鼎所說：與單純追求真理的純粹科學不同，實踐智慧所關心的乃是在人的具體生活中去追求對於人類整體生活有益的最大的善，因此實踐智慧不是一門光求知識的學問，隻有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去實現最大的善才是它的目的……實踐智慧的踐行本身就是目的，它關心人類自身的價值和意義。⑤

同樣，如果我們擺脫對新聞傳播學不証自明的、客觀化的“科學”定義，而以這樣一種“實踐科學”和“實踐智慧”來思考，那麼，首先，新聞傳播學所關心的則不僅是純粹的真理（社會科學領域是否存在純粹真理本身就值得質疑），它所關心的還應該包括“最大的善”（包括記者常常挂在嘴邊的“新聞理想”、“社會正義”等），以及它的“具體實踐過程”本身：“踐行本身就是目的”。

和歷史學等學科相同，新聞傳播絕非中立的，而是有著明確的價值取向﹔新聞傳播本質上還是一個統一的實踐過程。理論並不外在於實踐，而成為實踐的本質。簡單一些，也許可以這樣理解：記者的每一次採訪、每一條新聞信息的傳播，都與人類自身的價值和意義有關，而其中，理論的意義恰恰在於使這種“自發”的實踐成為一種“自覺”。

“嵌入式”研究的基本特點

“嵌入式”研究正是立於從亞裡士多德到伽達默爾，再到葛蘭西的“實踐哲學”的土地上。作為一種與傳統研究方式相區別的不同嘗試，“嵌入式”研究的核心特征就是實踐哲學所倡導的“總體性”，即“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通過理論間的互文關系以及理論與社會歷史實踐的互文關系，達到對社會生活的總體性透視與歷史性的批判。”

根據這種“總體性”，基於“實踐哲學”的新聞傳播研究同樣應該具有三個特點：

其一，把新聞傳播學視為一種“提問和研究”的學科。不只是為新聞傳播研究要求一種“科學的方法”，不只是從“進展的規律和確切的結果方面”去看待新聞傳播研究，而是同時將其視為一種“傳統的傳遞”，致力於發現“某種新的歷史經驗”、“聽到某種過去在反響的新的聲音”。不是“無動於衷地站在對面去認識和判斷，而是從一種特殊的使他與其它人聯系在一起的隸屬關系去一起思考”。⑥換句話說，就是放棄尋求某種脫離任何特殊存在的“純粹”的知識和客觀性，而是以強烈的現實關懷的動機不斷地對其進行“提問”。

其二，把新聞傳播學作為一種與人們的意識和行動關聯密切的學科，將其置於社會歷史過程的總體之中進行把握。這就是說，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孤立的新聞傳播學和新聞傳播業，必須將其視為一種“社會實踐”，不僅從行業自身發展看待新聞傳播，更從時代主題和社會變遷的角度看待新聞傳播。

其三，把新聞傳播同樣也視為一種“政治實踐”。在這種政治實踐中，傳播者與傳播對象相互“影響”或者“改造”。新的社會主體和社會現實就在這種“影響”或“改造”中不斷生成和再造。

“嵌入式”研究的“溫情與敬意”

由此，對熱點爭議話題，“嵌入式”研究不是簡單地“頂”或“踩”，而是向歷史“提問”﹔不是用當代概念模套現實、要求歷史，而是追求對現實的理解和概念與歷史的相遇。

比如，近來在業界和學界都熱度頗高的名詞——新聞專業主義。觀察現有研究，大部分有關研究可歸為三類：第一種研究：不問概念的來源出處，直接用這一概念來比照甚至質問現實。第二種研究——從現實政治出發，拒絕這一概念及其關聯意蘊，忽略或無視某個學科或者某個職業領域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第三種研究——注意到概念的多重意涵，從不同的出發點和維度來觀照概念與現實的互動。

與此不同，“嵌入式”研究則嘗試把概念置於歷史的脈絡中，側重於理解而不是定義，側重於還原而不是切割，側重於特殊實踐而不是純粹知識。以這種眼光看待新聞專業主義，研究者首先要問，作為一種來自西方的新聞理念，新聞專業主義從何而來，它所依賴的是怎樣的社會歷史實踐？這種社會歷史實踐在中西之間呈現出怎樣的對照？新聞專業主義——專業主義——專業（職業）：在這樣一步步的“還原”和追問中，涂爾干、梁漱溟、溝口雄三，各個學科領域的思想資源相互激蕩，而后，對概念之外的現實所面臨的種種有形無形的限制甚或無奈，我們才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反過來，明確抑或模糊，中國新聞業從業者也會有一套類似的基本理念或“共識”，那麼，我們還要追問，當下或隱或顯的新聞理念又是從何而來？其中有怎樣獨特的社會歷史過程？ 它們“反響”著怎樣的新“聲音”？傳播者與傳播對象的相互影響和改造構成了何種政治實踐？這種政治實踐又給新聞理念預留了怎樣的空間？

伽達默爾曾說：“歷史研究的素朴方法論已不再能單獨支配這一領域了。研究的進展不再普遍地以擴大和深入新領域或新材料這種模式加以理解，而是相反地以對問題達到某種更高的反思階段加以理解。”⑦新聞傳播研究亦應如是。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中國記者》值班主編)

注釋：

①丁柏銓：《論新聞學的學科影響力》，《現代傳播》，2011年第6期

②李金銓：《傳播研究的典范與認同》，《書城》，2014年第2期

③⑥⑦【德】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第一卷），商務出版社，2007年版，第426∼427頁、第386頁、第387頁

④⑤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30頁、第3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