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我國法治建設已經進入普法與依法治理“共舉”時期。我國電視法制節目的普法宗旨也應與時俱進,在加強法治普遍原則和培育公民現代法律精神的同時,還應以權利為本位,注重公民權利意識的培養和正當權益的維護,注意批判傳統法制文化中的消極因素,營建現代法治文化環境,確立“普治共舉”意識,加強對法治實踐的輿論監督等。
關鍵詞:電視法制節目﹔普法﹔法治﹔法律意識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法治建設與普法教育的推動下,電視法制節目日益興盛,其一大功能或主要職責無疑是普法,六個五年普法規劃也一直重視電視等媒介的普法作用。那麼,電視法制節目的普法宗旨究竟是什麼呢?僅僅是普及公民法律知識或培養守法的公民等那麼簡單?
縱觀新時期以來我國政府主導推行的六個五年普法教育活動,其對提升公民的法律素質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首先,在普法內容上,主要側重於具體的法律知識的傳授而忽略了法律基本理念與原則精神的傳播,較重視實體法律知識的宣傳而忽視了程序法律知識的普及﹔其次,在普法思想上,強調的是重義務、輕權利的消極守法型法律知識的宣傳,而不是現代法治精神所要求的權利本位主義和法律至上理念的普及。這種消極的守法型普法教育其實質就是讓人們在實際生活中不違法、不犯罪,做安分守己的良民,而忽略了鼓勵公民勇於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以及培養公民利用法律維權的行為、能力和素質等[1]。
當前我國法治建設已經進入普法與法治“共舉”時期。這一時期的普法特點和要求是:普法是手段,法治或促進社會依法治理才是目的,普法應與法治實踐相結合[2]。依循於此,電視等媒介普法傳播的目標應在於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促進社會的依法治理。毋庸贅述,立法、執法、司法等法治實踐或現實法治環境因素對公民法律意識培養更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對公民接受或遵守法律而言,司法或執行比‘普法’更為重要。因為法律能否接受,取決對法律的信任與否﹔對法律信任與否,又取決人們自己在心中塑造的法律形象。司法和執法是人們可以直接感知與體驗法律的基本場域,是人們塑造法律形象的重要質料。如果司法或執法不公,或者腐敗墮落,人們心中法律的高大形象就會轟然倒塌,因而斷然與法律疏離。”[3]
當然,採取何種具體的電視“普治”措施,這將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下面,筆者對電視法制節目在貫徹普法宗旨的過程中應當在理論上注意的一些問題作進一步探析。
一、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則,培育公民現代法律精神
普法並不僅僅意味著讓每一個人都知道哪些法律被頒布,哪些法律被修改,抑或哪些權利、義務被了解,而更意味著讓老百姓認識到這些法律的頒布、修改,抑或這些權利、義務的賦予,對自己意味著什麼。從電視法制節目普法宗旨的角度講,就是應重視對公民的現代法律精神尤其是“法治”原則的宣傳與普及。
1959年,“國際法學家會議”通過了一個《德裡宣言》。在這份宣言中,集中了各國法學家對於“法治”的一般認識,提出了以下關於“法治”的三條原則:
(1)根據“法治”原則,立法機關的職能就在於創設和維護得以使每個人保持“人類尊嚴”的各種條件。(2)法治原則不僅要對制止行政權的濫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維護法律體系,借以保証人們具有充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條件。(3)司法獨立和律師業自由是實施法治原則必不可少的條件[4]。
上述三條關於法治的普遍原則,既是現代法律精神的一種體現,也是“法治”理念的核心之所在,即“強調法律在保護人權、制衡政府權力上的職能,法律的普遍的約束力或權威性,以及法律實施的公允性”[5]。從這一意義上看,在電視媒介採制法制節目的過程中,應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則,貫穿現代法律精神或法治原則,同時注意批判人治意識、法律工具主義或傳統的“法即刑”等觀念,尤其是應對轉型時期非“法律的統治”現象進行批評曝光,充分發揮媒體輿論監督的作用,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公民的合法權益,營建現代法治文化環境,從而在潛移默化中培育公民的現代法律意識。
二、以權利為本位,注重公民權利意識的培養和正當權益的維護
有學者認為,要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人治傳統的大國裡實行法治,需要進行一次觀念的革命。其中之一,就是否定中國傳統社會形成和建構的義務本位的價值模式,而徹底肯定權利精神[6]。另有學者明確地把權利本位觀念當做現代法律的基本觀念,而與之對應的,則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義務本位、權力本位觀念。以義務或權力為本位的傳統法律文化使中國公民大多敬畏法律,遠離法律,往往把法律看做是懲戒手段或政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而與法律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甚或漠視法律的存在,不到萬不得已不去觸碰法律。
所以,電視媒介在法制報道或節目制作中,對受眾進行法律法規條文的普及固然重要,使人們了解自己的義務也是必不可少,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抑或更為重要的是增強中國民眾的權利意識及精神。
這是因為,其一,在中國民眾的法律意識中,權利意識被普遍公認是一個薄弱的環節,我們以往的普法宣傳教育對此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其二,權利意識與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是密切相關的,權利意識的增強必然會導致民眾更多地親近法律,運用法律,增強對法律的信心,並能對法律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推動我國社會的法治化發展。其三,權利與義務是不可分割的,但從源泉、時序和目的來看,權利是主要方面,現代法律應以權利為本位。從這一意義上看,立法的宗旨是“確認權利”,執法的目的是“保護權利”,守法的實質是“尊重權利”,違法的危害性是“侵犯權利”[7],而普法的宗旨則更應是對權利意識的普及。進而言之,電視法制節目也要注重加強對公民權利意識的培養和正當利益的維護,將反映、維護廣大受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作為電視法制節目制作的根本出發點。
三、注意批判傳統法制文化中的消極因素,營建現代法治文化環境
電視法制節目作為一種現代法制文化傳播,應注意批判或摒棄傳統法制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義、重刑輕民、義務本位、權尊於法、禮重於法、崇尚“無訟”以及宗法人倫觀念等消極因素。當前某些電視媒介在法制節目或報道中,不同程度地受上述思想觀念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選題偏窄,所選案例多為刑事案件,內容涉及搶劫、強奸、盜竊、詐騙、殺人等﹔相比之下,與民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民法、民事案件,或涉及公民授權性法律規范的報道不足﹔另外在報道的過程中往往隻強調法律的鎮壓或懲罰功能,而對法律的權益維護等功能體現或宣傳不足。盡管這樣的法制節目或報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教育觀眾、震懾犯罪分子的作用,但僅止於此也會產生不良效應,如隻能營建傳統法制文化氛圍而不能營建現代法治文化環境,或隻會強化受眾的傳統法制觀,而不能培養受眾的現代法治觀,尤其是刑事案件報道太多、太細,還會對青少年產生不良影響。
四、確立“普治共舉”意識,加強對法治實踐的輿論監督
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司法和行政執法活動與他們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人們更容易通過對司法和行政執法活動的公正性獲得對法律公正性的感知和體驗。而這種感知和體驗決定著民眾對法律的信任感,以及對法律的接受與遵守等行為。因此,監督法律實施,推進司法和行政執法等法治實踐的完善,促進社會依法治理,對公民法律意識培養至關重要。否則,即便電視媒介在法制節目中不斷普及法律知識,或者不斷宣傳法律的至上權威等,然而當公眾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的法律形象,卻是與法制節目中的法律形象面目全非、甚或相互背離時,法律及涉法信息傳播是不可能真正被接受或認可的。
“依據現代法治的內涵要求,執掌國家公權力的各級執法者、司法者應是普法對象的重中之重。這是因為,如果他們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對社會秩序造成的危害遠甚於普通民眾不知法、不守法所帶來的后果”[8]。多年來在談及普法教育的時候,往往一些政法工作人員總是高高在上,似乎普法教育的對象只是普通民眾。然而,從當前尚不健全的行政執法和司法等法治實踐來看,加強對執掌國家公權力的各級執法者、司法者法律意識及精神的培養相當重要。如從征地拆遷、干部貪污腐敗、基層政府“與民爭利”[9]等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來看,不少政府官員就缺乏憲政意識和法律意識,在群體性事件發生之初,就武斷或直接地將有關事件定性為反政府性質或違法行為,孰不知“集會、游行、示威”以及“批評、建議、申訴、控告”等是公民的憲政權利﹔在對群體性事件的具體處理方面,部分官員不是努力著手化解矛盾、依法解決群眾的合理訴求,而往往是濫用職權、採取武裝鎮壓的手法,常常致使群體性事件愈演愈烈和干群關系的愈發對立。可見,電視法制節目在踐行普法宗旨的過程中,應加強對各級執法者、司法者職權行為的輿論監督,以促進法治實踐的完善。
基金項目:本文是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媒體法制傳播與農民話語權保障研究”(12BXW01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王平,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新聞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電視傳播與電視法治文化批評研究。
參考文獻:
[1] 苗連營.公民法律素質研究[M].河南: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2] 關於在公民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第六個五年規劃(2011-2015年)[EB/OL].http://www.legalinfo.gov.cn/zhuanti/content/2011-08/26/content_2876315.htm?node=32454.
[3] 汪太賢.從“受體”的立場與視角看“普法”的限度[J].探索,2006(1).
[4] 馬作武.中國法律思想史綱[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5] 戴健林.法律社會心理學[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6] 黃之英.中國法治之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7] 文敬.論權利意識[J].中國法學,1988(4).
[8] 封麗霞.公正的審判是最好的普法[EB/OL].http://jx.people. com.cn/n/2013/1031/c190259-19811017.html.
[9] 人民時評.群體事件多發原因是政府與民爭利[EB/OL].人民網,2009-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