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雜志年”興起的歷史背景研究

摘 要：本文闡述了20世紀30年代初，在我國新聞輿論界興起的“雜志年”浪潮的來龍去脈，通過從新聞方面、教育方面、國內外形勢方面等對這股雜志熱潮發生的歷史背景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同時結合當今實際，得出要採取適度的把關政策，才能在維持我國新聞輿論界繁榮的同時又保証我國社會穩定、快速發展的結論。

關鍵詞：雜志年﹔歷史背景

20世紀30年代，中國國內戰場硝煙不斷，法西斯主義凶殘肆虐，整個國家處於劇烈動蕩的崩潰邊緣。新聞輿論界當然不能平靜。其中，以《生活》周刊為代表的期刊雜志，更是以一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叱?風雲，載入史冊。自1932年始，中國國內發展較早的沿海開放城市，期刊雜志在數量、種類等方面呈直線上升的增長趨勢，這標志著30年代初雜志浪潮的開始。直到1935年，浪潮達到發展的巔峰。據統計，到1935年6月底，全國各省市雜志出版品種如下：

南京：187種 上海：398種 北平：150種

青島：7種 江蘇：127種 浙江：99種

安徽：11種 江西：9種 湖南：63種

山東：33種 湖北：78種 山西：43種

河南：43種 河北：131種 雲南：10種

廣東：44種 廣西：7種 青海：1種

察哈爾：8種 貴州：4種 福建：23種

綏遠：9種 甘肅：7種 陝西：7種

四川：17種 威海衛：2種

共計：1518種[1]

正是由於雜志期刊千樹繁花似的發展，20世紀30年代，特別是從1932年到1935年，被時人稱為“雜志年”。

林語堂先生曾說過：“雜志是一國文化進步的最佳標志。[2]”“雜志年”熱潮當然成為推動當時的文明向前駛進的蒸汽火車頭，而現今，在“十二五”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開端，對於“雜志年”的研究意義顯得尤其重要。本文意在研究“雜志年”熱潮發展的歷史背景，以期尋找與當今時代相契合的歷史結合點，為現階段我國新聞輿論界的發展提供建議。

一、浪潮的歷史大舞台

下文將分為五個方面，從多維度分析孕育此浪潮的歷史背景，一探其登上歷史大舞台的來龍去脈：

（一）中國新聞事業的成熟

1815年，第一家中文近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在馬六甲創辦了，自此，中國新聞事業邁出近代化發展的步伐。之后，最先覺醒的一批國人在洋人所辦的這些早期報紙影響下，認識到報刊雜志在國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開始了探索自辦報紙的實踐。1874年，王韜於香港首辦《循環日報》，成為我國第一位成功的辦報人。梁啟超先生更撰文《報館有益於國事》，總結了報紙的重要作用：“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3]，這一進步思想從此成為影響數代報人的金科玉律。在此堅厚的基礎上，1919年，通過“五四”運動的激發，發起以《新青年》為首的新文化運動，確立了民主科學的辦報理念，使新聞工作者的思維得到極大開闊。隨后在“九一八”事變后的《申報》改革，也給我國的新聞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辦報經驗。到此，經過百余年的發展，踏著先輩們筑造的堅實階梯，中國新聞事業已經初步達到成熟。

而雜志人，學會了經營理念上堅持受眾本位，在管理上有意識、有套路地經營廣告，注重發行量，實行多種經營，由此得以生根發芽。鄒韜奮曾描述過在《生活》周刊社負責廣告業務的徐伯昕的一段拉廣告的情形：“伯昕先生每天夾著一個黑色皮包，裡面藏著不少宣傳的印刷品（這都是他一手包辦的），他不但有十二萬分的熱誠，而且還有一副藝術家的本領，把宣傳材料做得怪美麗，怪動人，東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著‘蘇張之舌’，盡游說慫恿的能事。[4]”

此外，《生活》周刊還“積極開發《生活》資源，充分利用<生活>周刊的熱銷效應，出版發行《生活》系列圖書，實施多元化經營[4]”。

（二）爭取出版自由斗爭的勝利

民國時期，政府大肆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從1914年始，陸續頒布了《出版法》、《報紙條例》、《著作權法》等專門法，在國內形成了嚴酷的禁言法網。但同時新聞輿論界和民間的反對聲音也隨之此起彼伏，反抗運動一浪接一浪。在如此環境下，1930年12月，國民黨政府還是不顧國民情緒，再次頒布《出版法》，“在全部的44條規定中，對報紙、雜志和書籍的出版、登記作出了十分苛刻的限定[5]”。中國新聞輿論界再次向國民黨政府發起了大規模爭取出版自由的反抗運動。1932年，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49家出版機構就聯名反對《出版法》，要求保障新聞出版自由。最后，由於國內外強大的輿論壓力，國民黨政府被迫向出版界讓步，“同意對以前曾准予發行的書籍酌加刪改繼續發行。[5]”

在政府妥協的前提下，在一股擁護出版自由的風氣中，雖然經營雜志的過程還是很艱苦，但是雜志還是迎來了發展良機。以《生活》周刊為例，從“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兩年間，《生活》周刊在“印數達最高數15.5萬份時，直接訂戶達5萬戶。其中外地訂戶3萬多戶，本地訂戶1萬多戶[4]”。

（三）中國國民文化水平上升

“雜志的榮枯，多數和文學史上的運動息息相關[2]”。30年代初的“雜志年”熱潮根源在於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點燃了開發民智、培育人才的薪火，國民整體文化水平自此開始得到不斷提高，為雜志的發展培植了肥沃的土壤。

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李大釗等主要領導人將西方的教育思想引進了國內，促使這些當時的精英教育家突破傳統教育思路的禁錮，激起了實用主義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等多種嶄新的教育思潮。其中，平民化教育思潮由於視角聚焦廣大的普通民眾而受到重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潮之一。1916年、1919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分別通過了《注意貧民教育案》和《失學人民補習法》，我國教育事業走上了普及化教育的軌跡。該思潮以“要實現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必須打破等級制度和借機差別[6]”為主要觀點，主張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隻有獲得豐富的知識，才能改變中國現在落后的狀態。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紅色革命根據地也在20年代末建起了教育系統，進行了廣泛的干部教育、社會教育和兒童教育。這一系列的教育活動，不僅為我國發展近代教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而且有效地提高了根據地人民的知識文化水平。

經過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教育思潮，中國國民的知識文化水平持續上升，雜志的讀者和編輯群得以不斷擴大。以《生活》周刊為例，鄒韜奮一直以為讀者服務為信條，破天荒開辦了《讀者信箱》欄目，使《生活》周刊的編輯人員可以及時了解到讀者的需求，及時與讀者交流，有效地在互動中培養了熱心追隨的讀者群，有部分讀者如艾寒鬆、陶亢德、杜重遠等還從熱心讀者搖身變成了《生活》周刊的撰稿人。

另外，除普及化教育外，專業化教育培養了大批專業型人才，其中以任鴻雋為代表的一大批科學家以《科學》雜志為基地，發起了“科學教育”思潮，提出“科學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科學化[6]”，為專業性、學術性雜志的發展也提供了相應的讀者和編輯群體，在杰出的教育科學文化界先輩們的努力下，《中國地質學會志》、《中國化學工業會會志》、《科學世界》、《中國物理學報》等雜志在學術界各領風騷，閃耀出文明進步的光芒。

（四）國民經濟的衰退

1927年到1937年，“由於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的擴張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掠奪，以及國民黨新軍閥連年內戰的破壞[7]”，中國的國民經濟舉步維艱。首先，表現在對民族工業的重挫，“以上海為例，1934年新設廠28家，改組291家，歇閉70家[7]”，由此可見蕭條。其次，農村經濟更是慘不忍睹，“逃生無路，水藻撈盡，草根掘盡，樹皮剝盡……闔室自殺者，時有所聞，餓殍田野者，途中時見，……大小村落，雞犬無聲，耕牛絕跡[7]”。因此，大部分國民衣不果腹，書籍滯銷，而雜志為了獲得生存，銷售價格普遍都定得很低，大部分隻能勉強維持生計。但雜志又以豐富的信息量著稱，如此一來，就以高性價比吸引了讀者，獲得夾縫生存。《生活》周刊創刊時，每份的售價是三個銅板，由於《生活》周刊的讀者群主要是社會底層平民，所以縱使經營艱難，還是經過多次價格的修改，直到1932年，調整為“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五角，國外四元，零售每份三分五。香港、澳門、九龍二元五角。郵票代價九五折”。

（五）國內外戰爭硝煙不斷

國際方面，為應對1929年經濟危機，受災國紛紛採取各種拯救措施，加緊對外的帝國主義殖民掠奪，謀求通過剝削殖民地來轉嫁危機，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激烈的貿易戰、關稅戰和貨幣戰[8]”。日本和德國則選擇把法西斯軍國主義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對此，英、美等國均採取了綏靖政策，導致被侵略的國家無不為此做出了重大的犧牲，中國、埃塞俄比亞、西班牙等戰場戰況慘烈，國家和民族都面臨瓦解的危險。國際戰爭局勢隨時變動，作為東方主戰場的中國在必定與之息息相關，中國國民更是迫切需要第一時間了解抗戰情況。而雜志，秉持受眾本位，極力加大信息量，豐富每一期的內容，獲得認可，取得發展。《生活》周刊的《讀者信箱》欄目就特意針對現實戰況，加強了與讀者的互動，“大部分篇幅主要用於討論抗日救亡的問題。[4]”

在國內戰場，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民族、反正義政策，在明在暗開展剿滅共產黨的活動。在明，分別在1931年和1933年發動了第四、第五兩次殺傷力極強的圍剿﹔在暗，“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兩大鼎鼎有名的特務組織建立，開始在全國“瘋狂而殘忍地鎮壓一切革命活動和革命分子[7]”。

正是在此情形下，國共戰火不斷，戰爭局勢和中國未來的命運也隨之變化多端。其次，共產黨主持創辦《向導》、《布爾什維克》等雜志積極宣傳“全民族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宣傳機構進行激烈論戰，也起到了促進雜志業發展的作用。再次，到此時為止，國內知識分子對於兩黨合作建立統一民主共和國的願望徹底破碎，從而開始思考站隊問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思路在思想文化界產生了激烈的碰撞。因此，動蕩的國內局勢加以各種思想言論的及其豐富，堅持與讀者緊密聯系的雜志就得以形成強勁的發展浪潮。正是由於以上五方面歷史背景，造就了這一場 “雜志年”浪潮。此浪潮深入到社會每一個茲待蘇醒的角落，承擔著宣傳新知、喚醒民眾的歷史重任，在當時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林語堂先生所說的，“毋庸置疑，伴隨著中國覺醒的歷史的，是幾家雜志和幾位杰出報人的歷史。[2]”

二、浪潮的黯然謝幕

“雜志年”浪潮在1935年達到頂峰之后，便猛然步向暗淡，漸漸淹沒於歷史長河。當時，國民黨政府利用《出版法》等專門法建造起文化專制主義統治，還利用其“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組織對新聞界進步人士採取暗殺活動，以法律和法西斯暴力聯合組成的白色恐怖，殘忍地絞殺了這一場以雜志為主角的思想文化盛宴。例如：《生活》周刊在鄒韜奮由於被國民黨特務組織列入暗殺名單而被迫出逃海外后失去了靈魂人物，在喊出“統治者的利劍，可以斷絕民眾文字上的聯系，而不能斷絕精神意識上的聯系。人類的全部歷史記載著，民眾利益，永遠戰勝了一切。一切對於民眾呻吟呼喊的壓抑，都是徒勞的[4]”后，於1933年被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敏、毀謗黨國”的無須有罪名查封。

其實，這一場“雜志年”浪潮本來就是在與國民黨當局的不斷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只是全靠眾多不屈不撓的新聞戰士懷著為民為國請命的崇高精神，不顧性命沖鋒陷陣，雜志才得以艱難生存的。例如《太陽》月刊就曾因為不斷地被查禁，在短短兩年之間改了五次刊名，而魯迅先生為了逃過審查制度，更是“在1933∼1934年就用了60多個筆名，發表了200多篇雜文”[1]。但是，即使無數新聞戰士用身軀筑造成的維護民主權利的血肉長城，最終還是擋不住隻手遮天的權力和軍隊，這把鋒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最后還是斬斷了中國新聞輿論界民主自由的根，“雜志年”浪潮隻有在轟轟烈烈后，黯然地退下歷史舞台。

三、結 語

上文在系統研究了發生於20世紀30年代，以1932年為開端，到1936年結束的“雜志年”浪潮的始末中看到，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拐點，思想文化界都會閃耀出無數智慧的繁星，但是，這些繁星最后都免不了在專制的打擊中慢慢變得暗淡無光，最后被黑暗吞噬。讀史是為了以史為鑒，通過歷史的聯想當今之中國不是也正處於歷史轉型期嗎？由於各類新媒體的騰空出世，中國的文化界不是也正呈現出輿論大開放的態勢嗎？嚴禁還是寬鬆不也是我們正要思考的問題嗎？由此，串聯古今的眾多歷史結合點便躍於紙上。

現今，在新媒體塑造成的全媒體時代，公民可以通過移動媒介隨時隨地獲取信息、發布實時信息和個人言論，且一經發布，馬上呈現於全體公眾眼前，真正實現了“全民記者”。但是，結合我國的實際，其中也有不利因素。在如此開放的媒介環境下，“把關人”的作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新媒體塑造的這一個輿論環境就近似於是一個無管理、無秩序的環境，管理機構隻能在各種不良微博已經在社會產生影響后，才能后知后覺地進行收拾殘局性質的刪除。這樣繞過“把關人”的傳播模式，也許很多人會認為是言論自由、是言論的解放、是值得提倡的。而經過上文對於“雜志年”的分析，似乎開放的輿論環境對於思想文化界的繁榮也是必要前提，似乎沒有必要出現所謂的“把關人”，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講：“審查官永遠是世上最荒唐的職業。[2]”

但是，林老彼時所描述的“審查官”是代表著封建專制，而現在的管理機關是在社會主義民主領導下的監管機構。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即使是言論開放的西方國家，也不例外要實行嚴格的法律法規，對2011年的《世界新聞報》“竊聽門”事件的審判就可以很好說明這一點。對於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很多方面的制度還不夠完善，社會各層次中還存在著種種問題，關鍵是我國國民理性程度還不高，從為防核輻射而搶購食鹽的事件、為保釣而上街打砸日本產品事件等群體性事件就可以窺探一二。因此，應當盡快召集新聞界、司法界等各界學者，制定出台正式正規的新聞出版專門法，完善媒體、尤其是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管理機制，培養出一批批高素質的專業管理人才，同時在大力推行公民素質教育的進程中，增加媒介素養的培養這一項，使其成為普及化的教育，再配合採取適度寬鬆的管理政策，做到既保護對我國社會發展有利的進步言論，疏通公眾通過媒介監督政府的渠道，保証公眾的監督和輿論權的同時，制止對社會有害的反動言論滲透到輿論環境中，進而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使我國可以在這一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堅持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不斷前行。

（作者系：廣西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宋應離.中國期刊發展史[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

[2] 林語堂,劉小磊譯.中國新聞輿論史[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

[3] 吳廷俊.中國新聞史新修[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4] 趙文.《生活》周刊與城市平民文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5] 黃鎮偉.中國編輯出版史[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

[6] 張傳燧.中國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7] 王文泉,趙呈元.中國現代史[M].江蘇:中國礦業學院出版社,1988.

[8] 齊濤.世界通史教程[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