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游戲，一場夢

社會闊步前行推進了經濟結構、文化形態的更迭與轉變，人們的生存空間遭遇了“主流經濟”的撞擊與解構，生活、工作、心理等各種壓力聚焦於大眾疲勞的身心。當大眾不能釋懷之時，電視娛樂的出現給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新的路徑。日益豐滿的電視娛樂文化滿足著觀眾的精神需求，成為當代社會人們的重要生活方式，並走向了羅蘭•巴特的“神話”地位。“以神話的態度看待世界，人們對於這個世界就不會有任何質疑，對於自然真實的東西就會變得熟視無睹。神話是一種深深扎根於我們無形意識中的思維方式，這也就是電視的方式。”[1]電視也是塑造神話的重要形式。比如，央視曾紅極一時的《開心辭典》、《幸運52》，開創了國內電視益智節目的先河，引起了業界與學界的關注以及大眾的追捧，重塑了電視娛樂與電視創新的觀念，構建了“益智＋游戲＋夢想”的神話世界。

電視娛樂通過一系列的奇觀效應，演繹著當代“電視事件”的神話建構，把觀眾置入神話的境地，讓人們去膜拜它的形象、意義與價值。當人們沉浸於電視神話想象之時，不斷地模仿與創制神話，甚至在特定的需求下標榜自我神話，已達到滿足本體需求的重要目的，實現了馬斯洛所言的高層次需求——自我價值。

一、神話膜拜：虛飾的夢想？神秘的偶像？

在信息暢通無阻的今天，電視媒體成為了塑造神話的重要力量。比如，央視早期的春晚，打造了李谷一、馬季、姜昆、趙忠祥、倪萍等時代感極強的明星神話，供人們膜拜。

在經濟利益的熏染下，“神話”與物質獎勵走向了統一。電視益智節目提供了一個讓物質獎勵與家庭夢想成為神話的舞台。20世紀90 年代初期，上海電視台開播的《智力大沖浪》，開啟了電視益智節目的新時代。隨后，央視《幸運52》、《開心辭典》的熱播，把電視益智節目推向了高潮，也引發了一大批同質化的節目粉墨登場，湖南台的《超級英雄》、上海台的《財富大考場》、江蘇台的《無敵智多星》、廣東台的《步步為贏》等。電視益智節目之所以能夠吸引人，並不在於其題目設置，而在於其豐厚的物質獎勵與家庭夢想。在很多人看來，通過競答一些常識問題得到豐厚的獎勵，這就如天上掉餡餅，這份誘惑實在令人難以抗拒。彩電、冰箱、洗衣機、數碼相機等物質獎勵，是人們縮衣節食的目標，也是人們生活的夢想。在這個“物質神話”的誘惑之下，人們心甘情願地成為了電視娛樂的附庸，正如美國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在其哲學名著《單向度的人》一書中所言：“在發達的工業社會裡，人已不再是既執著現實滿足又向往精神超越的人，而是淪為完全受物質欲望驅遣的單向的人，批評意識已消失殆盡。”[2]

在充沛的物質神話世界裡，電視娛樂作為當代社會的景觀產品，以“日益強大的力量制造他們世界的每個細胞，同時他們也發現，他們與這個世界越來越分離”。[3]電視娛樂陳列出的物質產品，充滿了幻象和魔力，吸引著人們去瘋狂地追逐，但是卻忽略了追逐這一結果本身的過程性。冰箱、彩電、數碼相機、旅行基金等“家庭夢想”的誘惑，讓人們記住了它們的本體意義，卻忽略了實現這一過程需要付出的努力，讓人們在生活面前變得愈加被動。由此看來，這些夢想都是懸浮於空中的意念的化身，因為它脫離了社會生活。這種不接地氣的夢想必然削弱電視媒體的公信力，電視娛樂文化也成為了分離世界的時代注腳。

電視娛樂文化作為大眾文化的重要形態，其奇觀圖景的勾描打上了大眾文化的烙印。正如斯特裡納蒂所言：“大眾文化剝奪了時間和精力，而這些時間和精力本是應用在更有建設性、更有用的追求上面去的，如藝術、政治或者更新萬象的民間文化。其次是大眾文化確鑿無疑對其觀眾施與了有害影響，使他們麻木不仁、衰弱而失去抵抗力，如此成為控制和剝削的犧牲品。”[4]那些鋪陳物質空間的電視娛樂節目，在展現人們物欲的同時，無形之中佔據了人們的生存空間，剝奪了人們思考與休閑的時間，麻木了“電視人”的神經系統，降低了大眾的思考能力，讓電視娛樂文化逐步淪為社會嗤之以鼻的糟粕文化。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電視娛樂的確為大眾樹立了時代的偶像。在電視益智節目中，那一個個通過層層選拔獲得家庭夢想的選手成為了大眾的崇拜對象﹔在電視選秀節目中，在舞台上優雅而高調地展示自我形象的人們，獲得了觀眾的認可，成為了觀眾膜拜的對象。他們的行為甚至會掀起一股新的時尚，引發社會的新話題。電視媒體不斷地渲染著夢幻的情感張力，試圖影響觀眾的行為。電視娛樂節目以全息技術支撐，營造真實的幻象，激發觀眾的參與熱情，讓每一場演出都扣人心弦，同時配以舞美、燈光、音響，讓電視娛樂更加立體，讓觀眾不時地為電視塑造的偶像而狂歡。當參賽者獲得《開心辭典》的超級豐厚的物質獎勵的時候，場內外觀眾無不對這個參賽者表示敬佩，跟著他們領獎的步伐而在線狂歡﹔當表演技巧贏得嘖嘖贊嘆的時候，《非常6+1》舞台上選手釋放著明星的魅力，“星范”十足的他們成了觀眾熱捧的對象。這一切都是電視媒體努力的結果，也是大眾的一個夢。

在西方后現代思潮涌向我國之際，草根性、平民性的娛樂成為了媒體爭先恐后的標榜口號。以《幸運52》為代表的電視益智節目以及以《非常6+1》為代表的音樂比賽節目都打出了平民化的口號，以期吸引更多的人來觀看這一場場比賽。但是他們真正做到了“大眾化”、“民間化”嗎？這隻不過是他們與大眾玩了一場游戲罷了，是不能當真的。那些走上熒屏的“大眾”人物都是媒體經過千挑細選、層層選拔的結果，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平等。電視媒體以強大的影響力，娛樂塑造偶像人物，感染觀眾，實則在演繹著“霸權”的文化意指。葛蘭西認為：“霸權觀念的關鍵不在於強迫大眾違背自己的意願和良知，而是讓個人心甘情願、積極參與。”[5]電視媒體通過其獨有的競爭優勢獲得了傳媒的重要席位，這也成為他們試圖控制人們的思想，影響收視份額的資本。在競爭優勢明顯的情況下，通過娛樂的手段，來實現其文化霸權的目的，讓更多的人心甘情願地成為他們的粉絲，為他們的娛樂方式而狂歡，以達到加固與提升其競爭地位的目的。

電視作為一隻隱形的手，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判斷。電視娛樂通過建構一系列的神話元素，諸如夢想、偶像等來操控文化發展方向。電視娛樂所制造的神話，讓大眾在感性中膜拜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審視方式，由外而內地透視當下的娛樂狀態。

二、神話制造：真實的自我？接近的現實？

在電視文化崇尚神話的膜拜價值之時，娛樂文化“通過一系列的編碼與偽裝，將無數的信息灌輸到影片的敘事中去，通過神話的制造，它悄無聲息地彌合了現實與幻想之間的巨大縫隙。”[6]電視娛樂節目通過制造神話，來塑造娛樂的新形象，讓娛樂意識形態在潛移默化中控制大眾的行為，制造了全民造星狂歡的娛樂想象。

在當代中國，“全民造星”的流行也不過七八年的時間。2005年湖南衛視的顛覆之作《超級女聲》的熱播，讓全民造星成為社會的流行話題。隨后，各類平民選秀節目紛紛登場，《加油！好男兒》、《我型我秀》、《花兒朵朵》等不時掀起收視狂潮。但是遠遠不能與《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相抗衡。在這個自我張揚的時代，隻要敢於拋頭露面，就有可能成為媒體包裝的對象、眾星捧月的聚焦性神話。“制造神話”無疑成為了電視娛樂文化當代注腳。有人認為，“平民神話”的建構依賴於全民的參與。因為平民偶像的誕生，與民眾的參與有著極為密切的勾連。比如，在整合《超級女聲》的賽事過程中，民眾的力量是不能忽視的。首先，拉網式的海選階段吸引了眾多有“歌唱”、“星夢”的少女的瘋癲加盟。為了一張參賽的報名表，她們要在長長隊伍中，忍受著長達數小時的煎熬。等待是焦急的，也是興奮的。海選的壯觀景象，是民眾力量的一次集合。其次，在每一場比賽中，短信的支持、現場的投票，是大眾形式話語權的一種重要形式，刺激著全面的參與欲望與情感體驗，滿足著大眾一種莫可名狀的動機。再次，聚合了大眾力量的粉絲群體的集體狂歡與吶喊，折射出當代大眾娛樂文化的種種狂歡表象與消費心理。喧囂的場景試圖遮掩著電視娛樂的意識形態，展現了外表華麗、內心惆悵的娛樂景觀。豐盛變為虛有其表的一種表象。因此，尋找另一種方式消費成為當代大眾的心理需求，制造一種符號和形象的消費顯得迫切。李宇春、張靚穎等大眾偶像的誕生成為了民眾的精神自慰。

由於電視自律精神的缺失，選秀節目屢屢遭遇詬病。話題炒作、煽情故事等無不讓浸染著當代社會人們的價值判斷，廣電總局對此進行了監管。比如，重慶衛視的《第一次心動》在此起彼伏的聲討中被叫停。全民造星在各類批評中走入了一個低谷期，但是全民造星的那份熱情依然還在。尤其對電視人而言，通過打造民間新星，可以提供觀眾的識別度，斬獲較高的收視率。東方衛視推出了《中國達人秀》，該節目不分才藝的種類，隻要在某一個領域有一定特長，都可以來展現自我才藝，涌現出了一批民間的達人，諸如，四喜丸子、菜花甜媽、烏達木、劉偉、鄭桂桂。《中國達人秀》塑造的偶像似乎比《超級女聲》更加接近現實，尤其是觀眾在他們身上找到認同感時，仿佛出現了自己的影子。因此，《中國達人秀》的出現似乎更讓人興奮。觀眾興奮不是節目的文化價值，而是視聽盛宴與人物故事，這些才是貼合觀眾心理的重要因素。

繼“超女”之后，《中國好聲音》以新的文化姿態演繹著當代電視的奇觀現象，縫合了人們斷裂的價值取向。節目在營造感的同時，重置了電視話語。隨著導師椅子的轉動，選擇權利發生了逆轉。這是選手第一次以主動選擇的姿態贏得了話語對等的機會，這是大眾話語權對戰精英話語權利的一次勝利。經過過五關斬六將的磨礪，梁博、吳莫愁、吉克雋逸、金志文四位實力選手創造了新時期的神話精神，成為了媒體與大眾的焦點。當我們再度反思其神話精神的過程中，不難發現，所謂的神話只是一個表象。商家、媒體、導師的話語權深深植根於“好聲音”選擇的每一個細節。“好生意”學員的自我神話建構並不能真正代表大眾意願。

從《超級女聲》到《中國達人秀》，再到《中國好聲音》，這些娛樂節目給觀眾帶來新的視聽盛宴的同時，觀眾熱情的參與與瘋癲的支持，重構了娛樂神話形象。全民造星、自我建構等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下社會的心理狀態。從眾心理加速了造星的進程，讓許多沒有主見的人在媒體的大肆渲染中失去了判斷力，並在輿論領域的引導下，感性而瘋癲地奔向了神話制造的過程。

波德裡亞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代大眾傳媒和文化企業提供的消費型文化或流行文化並非真正的平民文化，不是傳統的自下而上的民間文化，而是經由大眾傳媒傳遞和制造的自上而下的通俗文化。”[7]按照波德裡亞的說法，電視娛樂文化不是發自民間的一種文化形式，而是由電視媒體制造的一種自上而下的通俗文化，這種通俗文化只是存在於社會，並沒有真正走入社會。從這一角度來講，電視娛樂的神話制造，並不是對大眾心態的真實反映，而是電視與商業利益集團的一次合謀，其最終歸屬是商業邏輯的價值和意義。

由此觀之，電視娛樂文化制造各式各樣的神話形象，不是一種單純社會現象，而是集合了文化、社會、心理等因素的一種症候。曾讓大眾膜拜的神話價值，隻不過是一場游戲一場夢。

注：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媒體奇觀視域下的中國電視娛樂文化轉型研究”（項目編號：10YJA86000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章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04.

[2][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5.

[3][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10.

[4][5]陸揚，王毅.大眾文化與傳媒.上海三聯書店，2000：30—39.

[6]賈斌武.全民神話的審視——白日夢式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電影評介，2009—19.

[7]何林軍.當代消費神話與文化命運——波德裡亞思想管窺.文藝理論研究，2006—05.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