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關於“治理”問題的比較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一）管理中的危機

建國以來，儒家思想失去了其正統地位，道家思想也被擱置在一旁，更不用提研究二者的應用問題，在政治管理方面一度採取了蘇聯的管理經驗，即使像毛澤東提出的“鞍鋼憲法”這樣的探索也未深入下去。由於蘇聯的管理思想過於僵化，帶有明顯的機械化、集權化傾向，抑止了人員的自由與創造力，所以這種治理范式隨著文革的結束也失去了“市場”。改革開放之后，西方管理學的涌入使中國不同層次的治理大為改觀，但近些年來，這些管理模式越來越受到懷疑，學者們紛紛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不能將中國傳統思想融合進現代的治理中，它是否比“西學”更易於被民眾接受？”在實踐中，單純“經濟人”的冷漠，西方企業文化與中國人傳統思維的激烈碰撞乃至新制度主義的自身缺陷都提醒我們，中國應發展出現能體現中國特色又能與世界接軌的治理思想。隻有這樣，現代管理的危機才能消除。

（二）經濟管理的啟迪

當管理的危機向我們逼近的時候，是一些企業的新型管理模式提供了頗有價值的經驗。他們的做法往往借鑒了儒家或道家的傳統思想並加以改造，結果出乎意料，整個企業的運作更加順暢，效益得到提高。如青島的海爾公司提出“尊重人，重視人”的口號，他們所強調的“人本主義”正是與孔孟的“人本思想”暗合，卻不同於西方那種狹隘的“個人為本”。我認為這種“群體為本”是要比“個體為本”先進的，西方鼓勵個人發揮才能無可非議，但如果這種發揮的誘因僅局限高報酬和地位的升遷，其持久性將不容易維持，而儒家傳統中強調的是集體中的個人，運用在實際中則會形成組織或部門的相對穩定，也有助於組織文化的確立。

我們再從中央電視台的經營運作中發現些經驗。幾年前，當衛星電視開始籠罩中華大地的時候，中央電視台還是一副老面孔，頻道有限，機構龐雜，人員眾多。如何使它的交易成本下降，充分發揮它在資源上和地位上的特有優勢，使其保持高度的創新和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就迫切地擺在台領導的面前，他們當時果斷決定，要劃小單位，賦予它們適當的權力，保持它們的相對獨立性，採用靈活多變的管理方式。從我們分析看來，這就是道家典型的思想體現。“水式的管理”與“單位的相對獨立”與老子的“有所為有所無為”及縮放觀念恰恰吻合。

下面我們就從不同方面對儒家和道家的管理思想做一簡單比較，以期反映出各自的特色。

二、具體的比較研究

（一）兩種管理思想的要旨的比較研究

關於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問題至今說法不一，但概括起來可有以下幾種主張：“仁禮”核心說，“民本”思想說，“中庸”思想核心論。但無論是哪種思想在治理中都是可以借鑒的。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要建立一個以禮為手段，以仁為歸宿的德政社會，這在今天有現實意義，單單崇尚法律的無上權威隻能是事后的追懲，要想治標又治本的最佳途徑還是道德的教化。儒家的“民本思想”同樣被我們忽視，孟子講的“民為邦本，本國邦寧”即使在今天也是關系一個黨派乃至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政府實施的政治管理其實質是維護廣大民眾的利益，像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一樣，隻有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的管理才能得到廣泛擁護和支持。同樣，政府的治理過程亦不能偏廢“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是簡單的折中主義，而是關心協調的力量，用中間的力量平衡極端的力量。可以說，它們是國家政治管理中維持穩定的因素。

道家則與其不同，簡單統一的說法是“無為而治”是其宗旨。《老子指歸》中講道“有為亂之首也，無為論之元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這裡的無為並非絕對無所作為，而是指有為前提下的無為，是上無為而下有為。它包含兩層含義：首先無為是建立在法度已正，名實已定的基礎上﹔其次，君主應該先“修身正法”，然后“去己任人”使“參伍左右”奉法行事，由此可見，這種無為的思想乃是強調一個過程，即從有所為到無為最后過渡到無不為。它不是一種絕對的“消極”，而是“善利萬物”，是精妙的辯証法思想。歷史上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無不受這種思想所影響，而今天的政府也不必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全能的政府不一定是最好的政府。

總之，正是由於這兩種思想主旨上的差別引起了它們運用中的不同，在這個層次上的差別更為顯著。

（二）二者在具體治理過程中的比較研究

對於一個相對完整的治理過程，我們應該重點把握以下六個問題：

首先，從治理的本質上看，儒家與道家都從三個層次給予了回答。在“管什麼”的問題上，二者的看法基本相同，都把人當作治理的核心客體﹔在“誰來管”的問題上，儒家中的“勞心者治人”與道家的“君主應善利萬物”都把統治者放在主體位置﹔在“怎樣管”的問題上，二者產生了分歧，儒家強調“和為貴”，道家崇尚“不與人爭”，順其自然。

其次，在治理的人性假設方面，無論是孟子的性善論導出的仁政學說，還是荀子性惡論引發的禮義之治，儒家思想都沒有停留在對人性的適應，而是對人性加以重視。道家思想則充分相信人性，它強調人與環境的協調統一，不用刻意雕琢。

再次，從治理的組織原則來討論，儒家的思想可概括為“群”“分”“義”三個字。他們既強調社會的統一性，又將社會從等級結構、倫理結構、職業結構等若干方面對人給予精密地劃分，而“義”則是社會與個人的關鍵紐帶，它實質上是一種親密型的人際關系。道家的治理原則就是統治者的“有所為”與“無為”的統一。“有所為”就是作那些關系大局的事情，“無為”就是不把精力浪費在臣民能辦到的事情上。

第四，具體到治理的行為方式層面，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有共通之處，都不強調那種無處不在的治理模式，儒家更進一步的是它們主張的為政以德，這種治理可被劃分為三個層次，其一為象征治理，也就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其二為層級治理，各負其責﹔其三為自動治理，“行其所無事以治其事”。

第五，從治理的控制手段上進行比較，儒家的“道之以德”與“齊之以禮”兩軌並行。據作者觀點，“禮治”是法治的一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古代的儒家治理思想與今天的“以德治國，依法治國”有異曲同工之妙，道家思想中從不同人為的手段實施控制，他們堅持“上善若水”，控制就是協調。

最后，我們來看一看二者對治理的根本目標的見解，儒家提倡的是通過“仁政”達到理想的“大同”社會。道家則力求達到一種“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境地，對社會的治理收放自如。

從這六個方面不難看出儒道在治理過程中的差異，他們從不同角度認識問題，這也就決定了我們在現實治理時應選擇地借鑒。

（三）二者運用過程中現實意義的比較研究。

根據儒家思想的啟迪，建立現代治理機制可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人性可以被改造，對領導者和被管理者都應進行道德塑造和教化，這樣不僅可以增強統治的合法性，也減輕法治精神的現實壓力。

2、善治需要政治信息的公開性，這就需要一種直接且親近的溝通體系。儒家的思想中的“群”“分”“義”就是將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聯系起來，達到協調統一，這種上下的溝通是較為理想而且可以實行的。

同樣道家的治理思想在建立現代組織和實施控制時可以被加以應用。

首先它可以被體現在權力的收放上。領導者應縮減政府層級，充分放權避免組織僵化，使首腦擺脫日常性工作的煩擾，發揮決策與統籌的作用。這樣一方面有利於滿足下級的成就感，另一方面使決策層有較大回旋余地，使整個機構充滿活力。其次，道家“水式管理”啟示我們要增強政府的柔韌性，統分結合。水既能以小積大，也能化整為零，所以政府也應在不同時期將發揮整體功能與各路突破有機結合。最后，我們提倡的放權與“無為”不是坐收漁利，有效的約束與控制機制必不可少，治理過程中，政府不僅要使下級單位的行為與總目標相一致，而且要更調和利益集團因目標各異產生的種種摩擦，來維持整體的向心力。一個最好的教訓就是“文景之治”后的七國之亂，我們現在的治理應避免重蹈覆轍。

（四）二者優勢缺陷的互補研究

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儒道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從善治的基本要素上看，儒道的治理模式在透明性、法治以及回應等幾個方面發展還不完善，政府與民眾的關系還有待調整。進一步研究，儒家的思想存在兩方面問題，其一是它缺乏一種激勵機制，而實際的治理過程這種刺激是必需的，它是創新與發展的源泉﹔其二，儒家“德治”優先，對下級的控制是軟約束，這在現代社會不應提倡，嚴格的制度化管理會是更佳的選擇，道家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儒家缺陷，它更有利於下層結構主動性與創造性的發揮，也強調了制約機制的建立。

同樣，道家思想的缺點在於“治理手段”的難以衡量，“收放在何處達到最好”，“領導者的智慧真的稀缺嗎”等問題被普遍關注。在這些問題上，儒家的觀念更好一些，它更關注組織原則的建設，這也就將治理“規范化”了。

我們應該看到：二者都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揚長避短”，“靈活結合”將是探索新型治理模式的一條捷徑。

三、結語

今天單一治理模式的時代已一去不返，當我們重新審視儒道治理思想的時候，仍能感受到其中蘊含的哲理與理想。我們應該看到，精神財富的積累同樣充滿著存與滅、新生與腐朽的對抗﹔思想進步與社會發展同呼吸共命運。時而抵御，時而改造，激烈如針鋒相對，深刻如剜心剔骨，交融如涓滴齊匯，聚合如滾滾長江。我們渴望傳統的瑰寶在今天重現光芒，期待中華民族的文明之光永遠點亮，使中國的治理結構漸趨合理化與現代化。

參考書

1、《治理與善政》 俞可平著

2、 《從孔子到毛澤東》 江榮海著

3、 《論語》、《老子》 三聯書店1996年版

4、 《近現代的先秦諸子研究叢書──儒家、道家》 周山主編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