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報道經驗]包軍昊：我覺得央視可以打98分

4月20日8點0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很多媒體同行已經在前線採訪或在奔赴前線的路上，人民網傳媒頻道把李梓新所著《災難如何報道》一書中的“汶川地震媒體操作實錄”予以刊發，希望能對在前線採訪的同行提供一些參考。該書2009年1月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裡，你可以讀到來自12家中外媒體的主編、主任和記者們對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憶和感想。

包軍昊：我覺得央視可以打98分

包軍昊：CCTV地震晚間直播總導演，《東方時空》制片人。1969年5月生，新疆石河子人。1987年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從業12年，先后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縱橫》節目、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 節目、《東方時空-時空連線》欄目做一線記者和策劃。曾擔任“中國入世直播”節目的策劃和多哈直播現場總導演。作為主創人員創辦過三個節目：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縱橫》、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時空連線》、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新聞會客廳》。作品曾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和中國廣播電視新聞獎二等獎等。

包=包軍昊

李=李梓新

李：我想先了解一下，你這次負責晚間直播的情況。

包：央視是5月12號那天開始的直播。按照分工，我算晚間8點到1點半時段的總導演。晚間我們一共兩個導演組，我是其中之一，一人一天輪換。我這樣做到5月30號。做總導演就是負責晚間整個時間段的編排，上什麼不上什麼，大概的報道的重點、主題。因為直播有一個串聯單，這樣前方記者採集之后，什麼時候出鏡，什麼時間做什麼報道，主要是做這個工作。

李：那麼咱們還是從頭聊起，這次地震中央台是從下午三點多就開始播新聞了吧？

包：對，三點多，准確地說是三點十分吧。

李：當時怎麼樣做出這樣的決定呢？

包：做出這個決定不是我，決定開窗口是新聞中心領導決定的。因為從我們這邊來說，我們都是個人管個人一攤的事兒。這是我們的常態，屬於欄目化經營，直播屬於“非常態”。當時事發的時候我記得非常清楚，是因為我給《東方時空》全體人員開總結會，因為上個星期剛好我們對於胡錦濤訪日的報道結束，所以我說做一個總結，因為一方面有胡錦濤訪日的報道，之前又有鐵路撞車等一些大事兒，四月的大事件挺多的，我們就以為“五月份可以過正常的日子了”。而且5月12號當晚的播出計劃是報道緬甸遭遇颶風的情況，本來是准備在上一周的周五就播出了。因為太忙推到這天。

我們欄目本身也有一個雷達機制，一發現新聞熱點了快速反應。當時這個事是下午2點28分，因為當時我們新聞專題部的辦公室在台外，沒有感覺到震蕩，但台裡大樓的同事感覺到震蕩，於是他們就往這邊打電話，說是出了這個事兒。我們這邊很多人網上都挂著QQ、MSN什麼的，也有很多人在網上就說發生地震了。我當時立即讓我的同事給在湖北黃石的記者打電話，因為當時網上都說是湖北地震了。一問人家說黃石那邊還行，也沒有死人也沒有樓倒塌，不厲害。但是網上就有人說地震得挺厲害的，說很多房子都倒了，后來有人說了一句，成都電話都打不通了，我說真的假的。我自己有成都的朋友，我打了一個電話就是無法接通。

面對這種情況，辦公室裡面所有人都在喧嘩，我就告訴他們，所有人，隻要你在成都有朋友，有認識人的，你們一定要往那邊打電話。隻要打通一個，這邊就訂機票，訂了機票就過去。隻要打通一個，聽到他們說“我看見了”事情是什麼樣，我覺得就可以立即派人去報道。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一個人能夠打通。然后我又撥成都的114，也撥不通。然后這個時候，他們查飛機票已經查好了，我就讓他們下單就可以買了。一般正常情況下這種突發事件，我們也就派一個記者，這次我們派了三個：兩路去成都，一路去綿陽。當時還想萬一有一路的機場不通，我們另一路的記者也能到。

李：當時訂票的時候是幾點？

包：應該是2點42分。

李：那反應很快了。

包：我們一聽到地震的消息，第一想到的就是趕快訂票。

李：而且當時你們想到了三路出發，這個反應比很多媒體都要迅速。

包：當時有兩路到了機場，發現飛機飛不了，就改簽了去重慶的飛機。當時他們是12號當天晚上到了重慶，然后連夜包車趕到成都。13號凌晨到的成都。然后還有一路是中途要求他們退票，這邊聯系了國家地震隊一駕專機，他們半路就直接趕到北京南苑機場了。這樣我們保証了我們的記者第一時間趕到成都。

李：這邊的反應確實很快，當時很多媒體也沒有預計到這次地震事件會這麼嚴重，所以沒有特別安排記者。

包：當時感覺是這樣的：首先成都這樣一個省會城市如果電話打不通這就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嚴重了。而且當時網上很多網友都說他們那裡地震了，說明波及面積非常大，所以根據這個來判斷，這次地震事件還是非常嚴重的。到了下午5點左右的時候，這個判斷已經沒什麼問題了。我們著急的是他們什麼時候能夠到，班機什麼時候能夠起飛。

李：去的兩三人是屬於單獨去還是在欄目化的操作下？

包：是欄目下的。

李：去的時候你有沒有給他們派什麼任務？

包：去的時候他們這一班是7點多的飛機，我們的欄目是10點半播出。七點多起飛的話到那兒就得九點多，然后我當時想要是上欄目來不及的話就電話連線。有一路記者是跟著專機過去的，當時是這麼想的，在飛機上就進行採訪國家救援隊。主要是看救援隊那邊怎麼部署的，然后他們怎麼響應的，因為主要是響應的規模能夠証明地震的危害程度。這樣的話一下飛機，第一時間把這個工作辦完了。因為那個時候別的情況都不知道，包括地震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我們就是這麼安排的。這邊后方我們有人收集震級、震感方面的資料，還想做一個地圖，標明各地震級，把各個省市的記者電話連線做成採訪，描述一下各省的震感如何，進行一個綜合性的報道，到了晚上的時候發現滿不是這麼回事兒了。

李：那在后方是什麼時候開始全盤打通？

包：13號，13號晚上8點的時候我就開始介入全面的直播了。13號上午我就和領導說了，要麼讓我上前方，要麼讓我做晚上的直播。后來我們就開始節目策劃的討論，我們採用合作的形式，我們《東方時空》欄目還有《一加一》欄目合作。到14號開始，就是我獨立來操作策劃。

李：前方記者是怎麼打通的呢？

包：剛開始挺亂的，因為通訊不通，很多記者都是在欄目化操作體系下的，自己有了新聞反應就去了前方，他們有自己的任務。有的還是沒有跟節目聯系直接就到了現場，但是到了那邊又跟這邊聯系不上。雖然亂，但有一點還是好的，就是他們還會盡量和新聞中心聯系，新聞中心和他們說我們在負責。晚間新聞相當於一個匯總，於是別的欄目都知道找我們了。還有很多地方台資源也比較多，中央台因為節目太多，派過去的記者一共也隻有一百多人。地方台報道的有四川台、成都台、重慶台、綿陽台，后期又加入了浙江衛視、湖南衛視等，包括還有一些部隊的記者站，所以資源、信息量是不愁的。很多採訪堆積使后期制作的壓力非常大，所以在發生的前幾天信息量是充足的。

李：在具體報道的時候決定連線誰，前方記者是誰，這個是你還是誰在后方控制？

包：新聞中心包括採編部、新聞專題部、社會專題部等部門，平時各自為戰，這時決定由誰連線都是由導演組來統一負責，我們有專門的小組，編串聯單。

李：那你怎麼掌握哪個記者去了哪裡的情況？

包：新聞中心在5月15日出了一個聯絡圖，進行分工，分了很多系統，比如早間時間段誰負責，晚間時間段誰負責，除此之外記者連線誰負責，后勤保障誰負責等。把這個聯絡圖往各個地方一發。大家就都清楚了。前方的記者因為都是欄目派的，比如《東方時空》、《新聞調查》、《焦點訪談》派的記者，我們幾個組就有一個負責給這些前方記者打電話，來匯總整合前方記者所有的信息。看每個人都在什麼位置，然后在做什麼採訪。

李：這個能做到嗎？每天打電話看在什麼位置能做到嗎？

包：電話通了基本都能做到。每天最早來的人就給記者打電話。

李：這一點還是相當難得的，我知道有一些媒體不能做到總部和前方定點的，定時的聯系。

包：按說如果是一個成熟媒體的話，這些應該做到的。因為這個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大家亂了之后還要追求有序。當然我覺得，這還是一個非正常狀態下的做法。

李：那剛才說這種打通的運作模式之前運作過幾次？

包：完全意義上講的打通以前還是沒有的，時段有過打通，但這麼大規模的還沒有。

李：所以這次的打通還屬於第一次？

包：看怎麼說了。香港回歸的時候也是連續72小時，但是72小時也是之前已經安排好了很多記者。香港72小時屬於有計劃的報道，這次完全是一場遭遇戰。

李：這次時長也長很多。

包：對。原來我做過“嫦娥”飛船升空的直播，我也是總導演。時間是３天，每天下午和晚上。但是那次我覺得還與這次不是一個狀態，不是整個新聞中心動起來。因為那次有些節目還正常播出，跟我們合作的有•10個部門，但也只是10個部門中的部分記者而已。

李：所以這次無論是從規模還是意義方面都應該說是最大的。那麼你怎麼樣選擇節目的一個形態？比如前方畫面和專家訪談等怎樣配合安排。

包：這個也是一個原則方面的把握。首先你根據統計出來的每天的新聞焦點，多年來都能形成一個感性的認識。比如頭幾天救人是最要緊的，是否通路，有沒有跟當地取得聯系，當地情況到底怎麼樣，這都是百姓最關心的。跟這個有關的，我們就優先往前排，優先讓這些新聞反復滾動。然后在這之外的一些專家評論，我們就往后排。就是這樣的一個思路。

李：對於專家訪談我們有一種怎麼樣的功能定位？

包：定位在科普知識，所以這些內容都往后放。

李：如果是演播室的專家呢？

包：演播室的專家起到的一個作用我們叫“鬆緊帶”作用。因為有的時候信號不通，信號送不過來。當電話打不通的時候，演播室的嘉賓就起到一個調節時間的作用。

李：包括在主持人方面我也知道剛開始是一兩個人在頂，后來才慢慢開始安排人。

包：對，剛開始的時候隻有幾個人，張羽他們。還陸續有一些記者被派出去了。

李：你有沒有統計前方的總兵力？

包：一百多人。攝像，記者，領導再包括后勤等有兩百人了。

李：這個規模在這次媒體報道裡面最大了。對於這次的報道人們也是交口稱贊，你覺得是怎樣的一種契機和環境使得這次中央台的報道做得如此出色？

包：我覺得第一點是社會環境的契機，人類對於自然災難的一種同情，一種善良的人性，這是很基本的前提。聽到前方的消息之后，所有人沒有任何條件地都申請要去前線，這個很讓我感動。在災區的生活比平時任何日子都艱苦。白天在公共汽車裡面不能睡覺，晚上也找不著地方睡覺，記者就像災民一樣拎著帳篷，隻要有空地撐起帳篷就睡覺。大家對於災區的關心體現得特別充分。這種環境下你不必為記者的敬業精神操心.

第二點就是在此之前的兩件事引起人們對社會狀況的思考，一個是藏獨，一個是鐵路撞車。藏獨這件事使我們在國際上是比較被動的，西方輿論在國際上非常強勢。反思這種被動局面，就從百姓的角度講，我相信所有百姓都站在國家這一面，都反對藏獨。但是國內媒體當時一直比較低調，沒有怎麼報道，導致國外的謠言、傳言佔據了主流的聲音。后來國內主流媒體才開始大量報道，但是已經被動了。這裡面包含一個傳播規律，傳播規律講你要第一時間發出聲音，進行報道，后續的聲音再大也已經出於被動了，也是跟著前面的聲音在辯駁，在辯解，這樣就不好了。所以藏獨這個事情讓我們有了思考。

第二個是鐵路撞車。按照以往經驗，鐵路撞車的事情，大家最關心的就是一：原因是什麼？二：責任人是誰？根據我們以往的災難報道經驗，這兩點等到報出來的時候，距離事發，最短我看也得有半個月，有的甚至長達幾個月才出來。可是如果你不及時報的話，謠言，猜測都開始散播。但是這次鐵路撞車事件的處理不一樣了，從事發到報道結果、原因不過半天，責任人是誰都非常清楚。要按照我們以前的慣例，這種事件節目怎麼也要做幾天。去挖掘“內幕、責任人”，但是這次感覺可挖掘的空間沒了，答案非常清晰。媒體熱點很快就轉移了，這也是一個正常的傳播規律，一個傳播的道理：引導輿論要有新思維，簡單的管控是不符合傳播規律的。但社會要認識這個規律還要有一個過程。

李：在地震發生的時候，這麼快地報道是否部分受到鐵路事件迅速處理的提示，還是上面有開綠燈加快報道進程？

包：這我也不好揣測，隻能通過結果來分析。當時總理到了現場，中宣部的一個領導也到了現場。沒有領導的大力推動，報道也不會這麼及時。

李：你能否談一下節目發動社會力量的貢獻？

包：當時籌備抗震救災晚會時，我和領導說我們這次節目就叫“我們在一起”，也有人說要叫“你我在一起”。我說“你我”就顯得你和我是分開的，好像受災群眾和沒有在災區的人是不同的，不好。當時是這麼想的。然后我又想到有一個板塊要把這個概念做出來，我們要做一個捐款的試驗。我當時就在辦公室裡想這個晚會，說要試驗看能否在捐款數額上面超過抗洪。后來沒有做。

李：你覺得這種大規模的報道，全天候的報道，以及后期哀悼日開始后各地方台也轉播中央台的新聞。你覺得是否形成了一種新的傳播效果，傳播模式？

包：很多地方台同時轉播中央台的信號。好像他們轉播中央台的信號也不止是這一次。

李：中央台本身是國家大台，大台又把全部的信號主要轉播地震，然后各地方台又傳播中央台的信號，使得全部觀眾能夠接受到的新聞都是有關地震的，形成一種很強烈的壟斷性的傳播狀態，你對於這個怎麼理解？

包：從基本的從業者的角度來說，這樣做肯定是對的。就像美國911事件之后，所有台都在滾動播出。毫無疑問，按照新聞規律來說，我們有必要這樣做。地方台轉播我們的信號，有的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他們缺乏資源。有的也是從新聞從業規律來做的。你如果不轉播地震的情況，如果放娛樂節目，百姓也不樂意。

李：從這樣的狀態來說，中央台這次的報道影響到了整個世界，使得媒體在事件傳播中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包：我覺得這次事件對中國的新聞事件報道都是一種促進，在歷史上是意義深遠的。我倒不是說所謂的功勞、功績，隻不過它對克服以往的很多報道不好的做法，不好的習慣的沖擊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至於，好多東西是不是通過這次事件發明出來，創造出來的，我卻一直認為大家都有能力第一時間把事情報道出來，只是沒機會這麼做而已。一個國家媒體的進步都是震蕩前行的，這是一種規律。

李：這個是否促成了中國媒體形態的一種轉變？一旦國內媒體取得了一定的平台和范圍來做一些事情，原有的情況就會發生一些變化。比如鳳凰台對這次事件的報道開始就很一般，他們自己認為在資源各方面沒法和央視比。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包：我一直認為央視從人才資源，從各方面來說肯定是優於鳳凰的。鳳凰主要是打了一個內容的”擦邊球“，但在他們那不叫擦邊球了。我們是主流媒體，承擔的東西比較多。我們必須要穩重，有些確實難以完全按照新聞規律去操作。比如這次打通，大家都認識到了這樣做很好，為什麼以前沒這麼做？你會發現最后由於運做機制問題，不是央視內部的人也體會不到。通過這次，處於一種戰時的狀況，很多規矩大家不去考慮的，就開始運作了，這麼做完了以后大家發現還是可以實現的。

李：你認為這次的報道是否能分為幾個階段？

包：頭幾天是救援，看失去聯系的鄉鎮有沒有回應，這是一方面。然后到了黃金72小時之后，是繼續搜救，看能否再挖到人。再到后來就是堰塞湖，做堰塞湖的同時還報道搭帳篷，進行房屋安置等。

李：有一些受眾覺得后面的英雄譜報道得比較多，是否有導向性呢？

包：作為一個國家媒體，需要承擔鼓舞士氣、引領社會風氣的職能。前線所做的一些事情需要鼓舞，從社會氛圍來說也需要倡導英雄主義。當然這個是主流媒體的角度。有些社會學家的角度可能不一樣。他們可以看到公民社會裡志願者的一種善良，他們可以超越一種所謂的，超越意識形態的。持這種視角的人對於“英雄”的說法不是特別感興趣。但我倒認為這個看怎麼想了，任何社會，包括公民社會都需要英雄，像美國911事件也宣傳救火英雄。這是一種人們所說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就是超越於黨派價值和意識形態價值共同存在的，所以也別把這個當成那個國家的專利。但是在媒體看來，一個社會一定是需要英雄的。在這個事情上我覺得宣傳英雄沒有什麼可以自卑的。

李：會不會你們每天都會受到上級的指示呢？

包：跟上級的互動是一直都有的，這次跟以往都是一樣的。

李：在新聞操作方面來說，你作為總導演，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來實現自己的想法？

包：這個跟以往相比就是天壤之別了，已經是很大的突破了。和我們的常態有著非常大的差別，已經相當不錯了。當然內行人可以批評我們打亂仗，無序等等，但在當時情況下，我們都不認為這是很大的問題。

李：你認為這種狀態會持續嗎？

包：這次地震報道會有一些遺產留下來的。原來我們的窗口是直播的窗口，是定死的，意味著不管別的節目再好，這個時間我們要播出了，其他節目都不能影響我們播出。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是活的窗口。昨天《東方時空》就被放到11點16分才播出，因為10點半有一個堰塞湖的新聞發布會。以往大家的生產關系都是固定的，我的地盤我做主。地震之后各欄目的LOGO都不存在了，所有的欄目都是“抗震救災，眾志成城”。

李：在具體的新聞採訪業務上，這一次也有人說記者該問什麼問題，問地下災民感受如何這樣的問題。

包：網上有很多這個說法，而且我們的記者也很在意，覺得有這個東西是業務上的瑕疵。我們還真就這個問題追查過，發現較多是地方台的。我覺得這都是原來很多毛病、習慣的一種爆發。原來這個業務大家都在說，隻不過很多后期剪輯，發現不好的問題都給剪掉了，這次來不及。我要說的是，我們平時這麼多的毛病、問題，在直播時候都能被修正了大部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相當可以了。

李：這次比較大的問題包括有拍福建捐款時候捐款人手裡沒拿錢。

包：那個是地方台傳送造成的一個疏漏，我也看到了，這個完全是疏漏。

李：中央台這次反應也比較快，道歉之后大概也就過去了。

包：當時人家確實也捐了錢，但當地的攝像，因為他要保証自己拍的萬無一失，需要強調的是，錢的確是捐了，當時拍了兩盤，一個是演習，一個是真捐。結果傳到中央台時就把兩盤帶子弄錯了。而中央台平時和地方台合作還是積累了一些信用，沒有發現問題就編了，當天傳過來的信號，當天晚上就要上新聞，時間就不夠了。這次內部開會也批評了。所以我說，因為我們平時積累了這麼多的毛病，所以當打開聚光燈的時候，居然隻暴露出這麼點問題，我覺得已經很不容易了。

李：你的自評這次怎麼樣？

包：我覺得99%不敢說，98%或者95%差不多了。我倒不是說不看別人怎麼評價，打個比方說像看孔雀開屏一樣的，我是站在孔雀屁股后頭，你想我看到了我們這麼多毛病，開屏亮起來的時候才隻露出這麼少的破綻。多不容易！

李：這次在這麼大災難，這麼大規模的現場報道，難免會比較混亂。你認為在節目制作、包括有些採訪方面有哪些可以總結或提高的地方？

包：昨天大家開了一個總結會，總結的都挺多的，提到我們這次設備，攝像機太大了，不靈便，電池續航能力比較弱，在災區又充不上電。比如說傳送手段，缺乏衛星車跟那邊聯系不上，體積也非常大，應該換成那種輕便便攜的，當然台灣同行很多都在用。我們這邊因為做這種突發的比較少，這次經過這次演練，大家都提出這種需要。原來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原來只是我們的人認識到應該有便攜的，但是也老不用。技術部門，財務部門等就難以協調，這是一個系統工程，現在這樣就可以推動。

李：你前方有什麼特殊的設備嗎？因為你們政府資源比較好，比如直升飛機、海事衛星電話等？

包：沒有。直升飛機后來是抗戰指揮部給分配的一架，在初期的時候沒有，完全靠記者跟著被採訪單位跑，包括部隊有衛星車，他們也跟著衛星車採訪。

李：軟的這方面的呢，意識啊，技術啊之類的？

包：軟的方面我覺得主要是運行機制，關於運作機制大家也學習了不少，討論了不少，但是要想全面改變是不可能的。目前運行的機制是由政府機制沿襲而來的，政府機制是根本性的官本位體制，它是按照職務高低來設定這一套運行架構的。而國外媒體電視台是業務部門。業務架構和政府架構可能還有比較大的差別，這兩種體制我做了一個分析，各有優劣。完全的業務架構脫離了這個社會的土壤，也有它不合適的地方，不利於生長。政府體制也有優越性，效率高、整齊劃一，因為大台比較嚴謹，講究不出錯，這是它的優勢。缺點是運行容易僵化。它就像一個機器一樣，往往需要一個沖擊，使它靈活運轉一下，慢下來之后，又需要一個新的沖擊。它不斷面臨動態調整的過程。

李：有消息說是中央台會在以后實行公司化？

包：早就有這個說法，這是所謂的制播分離。但是我感覺這個步伐還是比較慢的，比如《小崔說事》就是制播分離，崔永元他們實際上是在做一個公司，然后播出是中央台在播出。這是個試點，但是我覺得文藝、體育、娛樂類節目還可以制播分離，新聞可能為時尚早。

李：你怎麼看待地方台，比如東方衛視等自己的一些制作？

包：東方衛視我知道，它一直想做主流新聞。但他們的資源可能也不足。四川台表現不錯，幾乎集中了所有記者的力量去報道這件事。湖南台原來娛樂是他們的主打，我們這次抗災也用了他們一些信號。所以說，我們這次直播裡面打破了原來很多的條條框框。原來不成文的。

李：比如呢？

包：比如對於地方台報道大量的引用。在一個時段裡，可能半個小時都是地方台，過去這都是不可能的，會有一些門戶之見。但是這一次不管新聞是什麼來源，我都能拿來用。即使是CNN都引用了中央台的新聞，挂了中央台的LOGO. 大家意識到，隻要是新聞，不在乎是哪個台的，隻要觀眾關注就應該播出。

李：對於國際媒體這次的報道你怎麼看？

包：國際媒體這次我接觸到的都報道得比較正面，還比較認同我們的報道。他們有很多轉載，也很多跟著我們的報道在走。比如說一開始一些國外的媒體到了現場，他們也在開始報有一些衣衫襤褸的人找不到家，說學校工程建設豆腐渣等。但幾乎很多人，他們都認為你在這一刻提這些對於災區有些不人道，因為沒有面對現實。

一個國外媒體的記者，據說在溫家寶總理的記者提問會上，記者本來計劃准備問校園豆腐渣問題，結果到了現場他自己都覺得不合適。於是把問題改到了下一步抗災的重點以及今后面臨的問題。中國這次政府非常開放，讓媒體隨便去報，據說有五六百外國記者到了災區。還有這次中國媒體也非常開放。很多信息也比較充分，也被國外媒體引用。引用之后便會影響西方社會對這件事的認識。認識充分之后，如果你再報這些問題，受眾就會問，是這樣嗎？媒體也就會開始自我糾正，自我消化，把負面的事情給消化掉了。

李：你這麼高強度地工作，心理有沒有什麼壓力？是否需要調適？

包：我也經歷過非典，非典的時候當時很多人就說有很大的傳染的危險。但是我認為既然做的是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定要去報道的。但是以前參與這樣的工作從來都沒哭過，這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看“愛的奉獻”那場晚會的時候，我看的還是上午的重播，看的時候都過去好幾天了，我那天看的時候哭了一上午，一直在流淚。

還有后來我們大家在討論節目的時候，說一些感人的故事，包括像張羽，大家都感動得流眼淚。還有就是哀悼日那天，天安門廣場上很多人在喊“中國加油”，當時也是非常感動。有一種說法說中國這麼多年也經歷了許多事情，中國人已經四分五裂了，網上看也非常明顯，任何一件事不論好事、壞事，網上的意見總是一盤散沙。但是這個事情令人感動是，中國人找回了一種信心，一種信念，看到中國人還是沒問題的。証明了有大災大難的時候中國人還能團結起來，為什麼感動就是找回了這種久違的感覺。

李：有人說通過這件事情，喚醒了甚至是被遮埋藏了四五十年的中國人心中人性的東西。

包：大家通過這個發現，越是有大災難，中國人越能團結起來。我們發現中國人將來隻可能被糖衣炮彈打倒，不會被災難打倒，所以這個民族和其他民族很不同。

李：這次報道你的作息時間是怎樣的？

包：前幾天都是后半夜兩三點結束。后來幾天是大家輪班，我們基本上是上午十點鐘來開會，匯總信息。有同事講他又獲得了什麼信息，我們專門有同事是連線組，打一圈電話了解前方記者的情況。然后有地方部的人講又收集到什麼信息，之后我們上午大概確定一下今天可能關注的焦點和主題是什麼。然后下午一點半再次開會，有短片系統的，有連線系統的，還有策劃的，制片的我們都在一塊兒。前方需要視頻信號，需要幾路，這幾路誰負責。短片誰來負責，串聯單。然后三點鐘開始做串聯單。一般是五點左右，串聯單就做出來了。

李：你在做的時候會不會有沖動去前線？

包：如果不在做直播的話我肯定去前線了，因為對於記者來說去前線是本職的事情。

李：最后你能否就這個事情對於中國新聞意義做一下總結？

包：我覺得這個事情讓我們對於新聞規律的認識，我主要指媒體管理者對於新聞規律的認識，毫無疑義都是一次巨大的促進。對於媒體從業者來說，也是找到了興奮點，找到自己理想的運行模式。我想建立了一個標本之后，你要想完全退到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價值和意義都是影響極為深遠的。讓媒體認識到他們對於影響社會的力量﹔讓媒體懂得應該如何引導大眾﹔如何按照傳播規律辦事，達到效應最大化。也讓央視在如何按照國際大台的規律和邏輯去辦事，也有了一個標榜意義。有這樣的推動，對大家毫無疑問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