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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4月20日8點0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很多媒體同行已經在前線採訪或在奔赴前線的路上，人民網傳媒頻道把李梓新所著《災難如何報道》一書中的“汶川地震媒體操作實錄”予以刊發，希望能對在前線採訪的同行提供一些參考。該書2009年1月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裡，你可以讀到來自12家中外媒體的主編、主任和記者們對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憶和感想。
李虎軍： 《財經》雜志高級記者，主要從事科學、環境與健康報道。曾供職於《科學時報》和《南方周末》。2003-04年度麻省理工學院Knight科學新聞訪問學者。
虎=李虎軍
李=李梓新
李：你是什麼時候動身去前線的？
虎：我是地震發生后第二天去的。因為第二天隻能定到下午的票，就是下午才出發的。
李：是直接到了成都嗎？
虎：對的。實際上，我第一天的時候就判斷出事態的嚴峻，但有私事走不掉，要不然我第一天就申請出發了。
李：出發前就帶任務了嗎？
虎：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盡快到達現場。
地震發生后，《財經》馬上派出了一位記者：歐陽洪亮。由於當時隻能飛重慶，他在第二天凌晨到了成都。
派出歐陽鴻亮的同時，編輯部組織力量，在《財經網》上滾動報道地震的最新消息。
我自己就寫了兩條消息。其中一條是辟謠。當時就有謠傳說北京當天晚上會有二到六級地震，而我們的第一反應是懷疑，電話採訪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副主任李強華后，發出了辟謠的稿件。做這件事情，《財經網》比新華社還早了幾分鐘。
當天下午，我還寫了一條消息，解釋為什麼全國都有震感。當時採訪了兩個專家，一位是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的專家，另一位是中國地震局地質所的李志強博士。李志強博士當時就估計，從震級、震源深度和震區人口密度來看，人員傷亡將僅次於唐山大地震。
這條消息刊登以后，《中國新聞周刊》的一位同行還在MSN上問我，“人員傷亡將僅次於唐山大地震”的說法是否站得住腳。我想，她大概是希望判斷該怎麼調配兵力。
當天晚上，報告的死亡人數已經是幾千了。我再也坐不住了，連夜發郵件給副主編張進、執行主編王爍和主編胡舒立：請戰。
而編輯部也越來越意識到這次地震的嚴重性。第二天，編輯部決定增派記者。其中，從北京出發的有兩位文字記者：趙劍飛和我，還有兩位攝影記者：陳滿群和美術總監法滿。駐廣西的記者羅文勝則從南寧出發。
在成都，還有兩位記者陸續加入。其中一位是李微敖，他正想加入《財經》，還沒有到北京面試，副主編張進讓他“火線入伙”。還有一位退休女記者龍盛平也主動請纓，要給《財經》寫稿。
在第一時間，我們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樣到達現場。編輯部讓羅文勝去北川方向，大部隊去都江堰和汶川方向。
考慮到《財經網》發稿的需要，不僅需要有點上的情況，還需要有面上的情況，保証每天都有一定的發稿量，編輯部決定先讓趙劍飛留在成都，我留在都江堰。
李：為什麼他們沒有讓你當尖刀往前線沖呢？
虎：編輯部這樣的安排還是有道理的。他們認為，需要有人在前方擔當協調的任務。當然，地震后的最初幾天，由於通訊不暢，前方實際上很難協調。
李：出發之前你做了什麼准備沒有？
虎：歐陽洪亮第一天走的時候，非常倉促。他去機場的路上，我給他打了個電話，告訴他注意兩件事情：第一是余震，第二是防疫。這是我在報道印尼海嘯時得到的經驗。
我們第二天去的時候，准備相對充分一點。雜志社為我們採購了藥品、睡袋、帳篷等，還聯系到了海事衛星。正是這部海事衛星，在歐陽洪亮、法滿和陳滿群震后第三天(5月14日)徒步進入映秀鎮后，幫助他們從現場發回了稿件。
回過頭來看，我最覺得遺憾的是，出發之前有關這次地震的科學信息搜集得不夠。實際上，汶川地震發生后2個多小時，美國地質調查局就借助地質構造和余震分布信息，公布了標有斷裂方向和長度的烈度分布圖。這張圖還比較粗略，但已經可以看出，烈度達到10度的極震區，分布在汶川縣映秀鎮至北川縣城的廣闊地帶。這意味著，北川方向也很有可能遭受嚴重破壞，此次地震的受災程度超出了人們最初的想象。
如果我們及時掌握這一信息，北川方向應該需要增加人手。而我們的主要力量扑在了都江堰和汶川方向，北川方向又一度隻有一位記者。
李：你之前的地震知識儲備在這次事件中你覺得積累得怎樣呢？雖然你一直也是做科技方面的報導，但是地震方面的知識如何呢？
虎：有關地震的報道，我以前做過一些。我覺得地震知識儲備多少是有一些幫助的，所以我們能在第一時間懷疑“北京將有二到六級地震”的謠言，能在第一時間大致判斷這次地震很嚴重。在前方採訪時，地震知識儲備也會有幫助。比如，我們也擔心余震風險，但也不至於草木皆兵。
李：你一直都呆在都江堰嗎？
虎：主要呆在都江堰。后來去過綿陽、北川和綿竹。
李：對你來說碰到的第一個比較重大的現場景象是什麼？
虎：我沒有在第一時間去都江堰的聚源中學，因為后方認為聚源中學被媒體報導得太多，可能沒有什麼點可以挖掘。當然，后來我們還是關注了聚源中學垮塌教學樓的質量問題。
第一個讓我震撼的場景是絕望的拯救。在都江堰，大家的關注焦點是聚源中學、新建小學和中醫院等，這些地方溫家寶總理去過，傷亡也特別慘重。但還有更多的地方被忽視，畢竟，一時間沒有那麼多的救援力量和那麼好的救援組織。
到都江堰以后，我找到了一個被忽視的救人現場：都江堰市龍潭灣社區藏羌新村的一棟倒塌居民樓。我跟蹤這個現場一直到5月15日下午，也就是救人的黃金72小時之前。這裡原本是有生命跡象的，但最后挖出的都是尸體。這期間，我目睹了家屬們的希望是如何不斷破滅的。
李：你的報導中還是以科學知識為主對嗎?
虎：前幾天不是。但后來是。
震后的前幾天，救援是最主要的事情。看到什麼，聽到什麼，都是新聞。像我前面提到的那個絕望拯救的故事，就不是科學報道。
幾天以后，我開始側重於科學。畢竟，科學報道是地震報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時候，《財經》在前方多個點都有記者。其中，經常報道突發事件的同事羅昌平前來增援，他最初去了北川和青川方向。在成都，“火線入伙”的李微敖也開始工作，趙劍飛接替歐陽洪亮他們去了映秀。
因此，我希望自己和其他同事關注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在地震現場做一些科學報道。我首先想到的是建筑物的安全問題，這裡說的不是專指校舍，而是所有建筑物。一些房屋鑒定專家開始在都江堰工作，鑒定哪些房屋還可以使用。我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寫：《在震區尋找安全的建筑》：為什麼在地震當中有些房屋倒了，有的房屋沒倒？
另外，我報道了紫坪鋪水庫的搶險過程。5月17日下午兩點多，在地震發生后整整六天，水利部前方指揮部撤離都江堰上游的紫坪鋪水庫。在這個時候，紫坪鋪水電公司的老總、水利部的專家終於有了片刻難得的閑暇。我趁機採訪他們，講述了紫坪鋪水庫的驚魂六日。
我還去了都江堰聚源中學、綿竹市富新二小，同時採訪到專家，為《財經網》發回了關於校舍質量問題的報道。在災區採訪十多天后，我和《財經》的其他同事基本上都回到了北京，雜志社重新派出幾名記者，做出了又一期的地震封面報道：《校舍憂思錄》。
此外，我還參與了有關地震預報和次生災害的採訪和報道。
返回北京之前，我還和李微敖去了一趟北川。結合后來的採訪，我們寫出了一篇《北川地質遺痛》的報道。大意是說，北川縣城在20世紀80年代搬遷未果，那裡的地質條件也並不適合作為縣城，城市卻在無節制地擴張。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寫了一系列的科學報道。我想，對汶川地震的關注還會持續很長時間。
李：網絡版那個時候你保持每天都供稿對嗎？
虎：是的，基本上每天至少一篇網絡稿。
李：后來大概什麼時候編輯部根據要做的這期雜志給你們一個思路、具體的任務分工？
虎：《財經》雜志印刷版是每兩周出一期。5月12日那天剛好出版了一期雜志，下一期的出版時間是5月26日。
編輯部關於封面報道的設想大概在地震后的第一個星期就出來了，設想的框架和《財經》最后呈現出來的差不太多。每位參與地震報道的編輯和記者都從電子郵箱中收到了這個設想。
除了前方記者，很多后方的記者也參與到了這組報道之中。比如“經濟震波”部分，就完全是后方集中操作出來的。
對前方記者的要求主要是完成“目擊”部分。同時，還要求前方記者在應急救援體系、衛生防疫、地震預報、次生災害等方面提供採訪資料。
這個框架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前方記者清楚后方的思路，這樣在採訪的時候更有針對性。但也有問題，畢竟后方對於前方的情況不是那麼了解，而且前方的情況又在不斷地變化。
編輯部設計的一些方面也是很難採訪的。比如，編輯部希望前方記者採訪到應急救援指揮中心是如何運作的，但應急救援的初期階段，指揮官們都在忙著救災，幾乎沒有時間接受記者採訪﹔在應急救援指揮中心默默觀察吧，我們的前方記者又進不去。
李：那前方的記者會不會把困難向后方進行反饋呢？
虎：當然會的。當通訊順暢以后，我們每天都要和副主編張進、編輯段宏慶、王以超等同事溝通。需要的時候，也可以直接和執行主編王爍、主編胡舒立溝通。
而我們在前方的記者一起討論的時候覺得，對后方的要求不能一味地滿足。像我和另一位值守在成都的同事，應該盡量滿足后方的要求﹔但在最前方的記者，就可以靈活一點。
李：那你們的努力真正體現出來了嗎？
虎：有體現的。比如同事趙劍飛被安排在成都值守，但他總想去最前方。后來李微敖“火線入伙”，也是在成都。我們幾位前方記者商量以后，覺得李微敖一個人也可以擔當成都的採訪。然后呢，編輯部同意趙劍飛去最前方。結果趙劍飛到了映秀以后，呆了三天都不出來。他帶了衛星電話，但也只是每天和編輯部通一次話。趙劍飛在那裡就像一隻放飛的鳥兒。
當然，前方採訪的情況有時也剛好與編輯部的需要契合。在青川採訪的羅文勝，發現那裡的堰塞湖形勢很嚴峻，而編輯部正好要做次生災害的報道。
李：編輯部選擇這樣的大框架跟你們解釋了嗎？
虎：或許是因為通訊等原因，當時沒有太多解釋。回來之后的解釋多一些。《財經》知道，在有些方面是搶不過同行的。比如說搶點，《財經》肯定搶不過《成都商報》，也搶不過《南方都市報》，連《南方周末》都搶不過，因為《南方周末》的前方記者比我們多。所以，《財經》大概希望在宏觀把握上勝過其他媒體。
當然，前后方也會有一些討論。比如我們都認為，在地震發生的第一個星期就進行反思可能不是特別合適，那個時候更需要的是大家一心一意地去救人。
關於分配兵力的問題，再補充一下。我們在前兩天搶新聞的階段，因為北川那便聯系不上了，我們就自己進行安排，誰繼續留在成都，誰去映秀，誰去綿竹，誰繼續往那個方向走，這是我們前后自己安排的。
李：后來有沒有再增援人過去？
虎：第一個星期的時候，羅昌平忙完了手頭的其他題目，過來增援了。第一個封面《震撼中國》完成以后，《財經》又做了一個封面，叫《校舍憂思錄》，另外派了幾位記者。
李：剛才你也講到了記者的分配問題，從總數上面來看，《財經》的人數已經不比《南方周末》少了，但是財經為什麼沒有像南方周末一樣派大量的記者去現場呢？
虎：《震撼中國》封面故事的卷首語中有這樣一句話，“和所有國人一樣，《財經》編輯部同仁在巨災面前不宣而至的瞬間，也曾感到茫然、迷惑、無助”。
當然，“茫然、迷惑、無助”是暫時的。或許，《財經》的考慮是，在“點”上我們搶不過別人，可以在“面”上，在宏觀把握上多做些努力。這是我個人的理解和觀察，不一定對。
李：前方記者會不會內心有點失落，因為看到別的媒體都派了更多的記者去採集“點”的新聞。
虎：還好吧。我們在前方的記者，有的是編輯部派去的，有的是自己爭取去的。不管怎樣，記者在第一時間到了現場，想的就是怎樣把最好的新聞報導出去。另外，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特點，不可能面面俱到。
李：你覺得沒有出增刊，是否也是由於有網絡版的原因？
虎：對。實際上，一些同事，包括羅昌平和我，都認為這是增加網絡版影響力的一個機會。地震發生的時候，副主編張進正帶著他領導的綜合組開會。《財經網》有一個“政治經濟”頻道，以前是我們綜合組採寫稿件，網絡組負責編輯。正好從5月12日那天開始，“政治經濟”頻道的編輯工作由綜合組接手。所以，那天我們開會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怎麼做好網絡版。
李：我注意到《財經》那期是事發12天之后出版的，在這十幾天的時間裡面，你們依靠的平台是財經網，脫離了傳統的紙質媒體，你認為在網絡的平台上寫稿，自我感覺如何？
虎：對於我來說，在網絡發稿和紙質媒體上發稿其實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在地震之前，《財經網》已經運行一段時間了。《財經》的每位記者，都有給《財經網》寫稿的任務。主編胡舒立甚至說過，網絡版比印刷版更重要。
李：財經的報道網絡上的反饋如何呢？
虎：《財經》很注重版權，現在好多媒體恐怕都不敢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轉載我們的稿子。因此，很多稿件隻能在《財經網》看到。從《財經網》的反饋來看，還是有很多讀者非常關注。不論是點擊率，還是網友發表的評論，都比平常有成倍的增長。
李：你們當時每天更新的能夠有多少條呢？
虎：我沒有去統計每天到底更新了多少條。編輯部將原創的網絡稿分成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前方的目擊，一般來說爭取每天每位前方記者有一篇。第二部分是在成都有記者盯新聞發布會，而且在成都也能做一些採訪。記得有一天的新聞發布會，《財經網》的消息發布比新華網還快。結果第二天，新華網帶了現場速記，我們就沒法比他們快了。第三部分是后方記者採訪的稿件，包括地震對行業的影響、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的反應等。另外，編輯部也在嘗試做一些音頻和視頻方面的報導。
李：這次讓你們帶攝像機之類的設備了嗎？
虎：帶了一台DV機，但沒有專門負責攝像的記者。由於在前方，同事之間碰頭也不方便，首批進入映秀的三位同事沒有帶DV機，那個時候DV機還在成都的趙劍飛手上，他在成都拍了些東西。后來他自己去映秀時才帶上了。我和李微敖再后來去北川和綿竹時也帶上了這台DV機。另外，DV的數據傳輸也比較麻煩。
李：你覺得這次有沒有促進媒體間的互動？以財經為例。
虎：對《財經》而言，網絡版和印刷版已經在互動了。至於不同媒體之間的互動，我所知道的是，不同媒體之間的記者在前方採訪時常常會相互幫助。媒體之間是有競爭的，但同行之間會相互關照，關心彼此的安全。當災難到來時，不同媒體有同樣的社會責任。
李：我因為之前跟別的記者聊了，他們說《財經》有點太冷靜了，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因為別人都在做一些小故事，很多，而財經最后就是一篇“目擊”。
虎：和年初做雪災一樣，《財經》在這種題目上的慣用操作模式是，前方記者提供原料，后方做出選擇，並統一加工成稿。像這次《震撼中國》的封面，除了《阻斷災害鏈》是由我這個前方記者執筆完成，其他稿件基本上都是后方記者和編輯完成的。估計編輯部的考慮是，前方記者太辛苦，后方記者和編輯的時間相對充裕一些。
不過，就“目擊”篇而言，如果不是后方統一成稿，而是給前方記者更大的自由度，讓前方記者自己來完成最終的稿件，再組合在一起，效果說不定會好一點。
我們前方記者中，也有些不同意見。雖然雜志出來的時候，地震已經發生了兩個星期了，但估計讀者還是會願意多看到一些具體的故事。
李：說點你個人的感受，你感覺政府這次的開放度如何？
虎：有明顯改觀。我開始在都江堰呆了幾天，剛去的時候成都市委和都江堰市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也接待你，但並沒有給你特別多的信息或者幫助。過了幾天，他們可能是從災難當中緩過來一點了，開始關心記者的吃住，而且給記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我有一篇報道《在震區尋找安全的房子》，信息來源就是宣傳部的工作人員。
這樣的例子很多。一開始進入映秀比較困難，我們就想是不是可以和四川移動的搶修隊伍一起進去，移動的人可以，但需要四川省委宣傳部同意。我就給四川省委宣傳部一位處長打電話，對方很干脆地說可以，只是叮囑要注意安全。當然，最后我們的首批記者還是自己徒步進去的。
實際上，在一些情況下，政府部門發現開放透明是有好處的。
我在都江堰聽了市裡的一個救災會議。那個會議上，都江堰的市委書記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講媒體，講媒體在救災過程中能夠發揮的作用，可以幫助傳遞信息和辟謠。在那個會議之后，《成都商報》開始每天出四個版的都江堰專刊，由志願者分發給災民。
再比如說青川，我的同事羅文勝在那裡採訪時，當地領導非常希望媒體報道，讓外界了解那裡的真實受災情況。這樣的話，青川才不會被忽視。
李：所以從政府來說，它認識到媒體的好處，就開始了改變。
虎：對。我在都江堰的捐贈物資調配中心採訪時，現場總指揮就告訴我，他們接到過通知，要求盡量配合媒體的採訪要求。
李：你全程採訪的時候有沒有辦什麼証件？
虎：一開始在成都值守的趙劍飛辦了採訪証件。但我和很多同事都沒有。我想，在那種非常時刻，恐怕不會有什麼假記者，也不會有太多的人要求你拿出抗震救災的採訪証件。
李：你這次記憶最深的、給你沖擊最大的是災區的什麼情景？
虎：就我個人感受而言，這樣的場景有不少。
最震撼的大概是遇難學生家長的悲憤。這次地震中，有很多房子，包括民房和很多公共建筑，應該都是因為質量不過關才倒塌的。我去過兩個學校，一個是都江堰的聚源中學，一個是綿竹市的富新二小。說實話，在這樣的地方，即使你不是建筑專家，也可以看出建筑質量的確存在問題。家長們整日整夜地守候在那裡，希望為孩子討回個說法。在聚源中學廢墟旁，一位從汶川縣城趕回的母親告訴我，她在家裡的時候根本不敢哭，因為家裡還有老人，隻有在外面她才能哭。
李：你會不會因為自己不能給他們太多的幫助，覺得在家長面前有愧疚呢，或者有挫敗感和無力感？或者心裡上會不會有一些波動？
虎：客觀來講，無論與緬甸的颶風還是美國的卡特裡娜颶風相比，中國政府的應急救援做得都還是不錯的。但你在現場能夠看到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哪怕是一點點細微的改進，都可能避免很多悲劇，挽回很多生命。
對於家長追究校舍質量的問題，我個人非常理解。我不是第一個報導家長的憤怒和哀怨的記者，也不是把這個問題報導得最詳細的記者，但是我盡可能地報導了家長們的呼聲。我所做我只是一名記者而已。在那種時候，你會感到無奈。
李：你在這次報導中有沒有什麼第一次體驗？比如說第一次看到那麼多尸體，第一次做軍用直升飛機、進行衛星通話？
虎：看到那麼多尸體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2004年的海嘯，那時候我的確有點害怕，甚至想趕緊撤離，我想這是一種正常的反應。而這一次看到尸橫遍野，我並不感到害怕，只是感到悲涼，這些都是我的四川同胞。
我們帶去了一部衛星電話，但我自己沒有用，只是和同事一起調試了一下。我也沒有坐上直升飛機。對我來說，這些是不是第一次體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種真切的體驗。我家在宜賓，距離震區有幾百公裡，家裡都平安。但四川畢竟是我的家鄉，我採訪的時候也基本上用四川話，那種真切的體驗是從未有過的。
李：你覺得自己需要一些心理上面的調適才能恢復過來嗎？
虎：我還好。一來呢，我沒有被派往最前線，沒有看到最慘烈的情景。第二呢，我之前提到的，我參與過海嘯的報導，心理承受力經受過鍛煉。
李：你在那邊休息得怎樣，睡眠還能基本保証嗎？
虎：回到成都休整還好，但在都江堰，在北川，睡眠都保証不了。
是有休息時間的，但是不到成都就沒有休息的時間了。
李：是客觀情況不允許嗎？
虎：對，是客觀條件不允許，而且採訪也比較緊張。災后第十天的時候，我和李微敖去了一次北川，晚上睡在北川中學的田徑場，田徑場旁邊的教學樓廢墟上，有很多孩子的尸體沒有挖出來，但那個時候根本不覺得害怕。所以說，睡眠不好的話主要是條件不好、時間不夠，，而不是心理上的原因。
李：你覺得這次對你來說，壓力來自前方現場大，還是說后方催稿的壓力比較大，或者說是兩者的交替？
虎：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后方難免會提出一些在前方記者看起來比較難以完成的任務，但是和后方交流過的話，他們通常會尊重前方記者的做法。壓力更多地來自自己，來自記者的責任感。你去了前方，你應該給后方、給關注地震的人有一個交代。
李：經歷后面的余震的時候，你感到過害怕嗎？
虎：不是特別害怕。我自己記憶最深的余震有兩次，一次余震是在北川經歷的，那時候剛好我們坐在北川中學田徑場的看台上，想聽人們在聊什麼，結果余震來了，感覺很明顯，我們趕緊往下跑，但很快也就過去了。
一次我剛好趕回成都，預報說會有大的余震，天府廣場上又睡了很多人，成都市民的恐慌再次被激發。我採訪過地震專家，也去過現場，發現其實即使在都江堰這樣的災區，建筑質量稍好的房子也不會倒塌。成都怎麼也會比都江堰安全。所以我們不是特別擔心，回到賓館睡得很安穩。
李：你是一個科學記者，但是在前方看到的慘狀會不會使你開始相信命運、宿命，會不會相信運氣、生死無常之類的東西？
虎：作為科學記者，我不相信那些神秘主義和偽科學的東西，即使在這次地震之后也是如此。但我確實再次感到了生死的無常。我在都江堰聚源中學採訪時，校長流著淚說，幾天前還在一起的同事和學生，轉眼之間就離開了，你會感到人生無常。
科學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比如，即使我們可以真確預報地震，假如建筑設防不過關，還是會有發生慘劇。
李：除了海嘯的災難，你還報導過其他的災情嗎？
虎：除了這次四川的地震和上次印尼的海嘯，我也去過的災難現場相對比較少，有印象的包括去重慶武隆的山體滑坡現場等。
最具可比性的還是四川地震和印尼海嘯。有了海嘯的經驗，對這次的報導是有幫助的。當然，這次的慘烈程度超過了我的想像，但媒體報導的關注重點和發展過程還是在我的預料之中的，第一階段肯定是關注災難現場，關注怎麼救人，然后是防疫、防范次生災害、災后重建，以及災難暴露出的問題等。
李：你認為自己的自然觀會因為此次事件而改變嗎？
虎：不會吧。如果說有什麼改變，我這個科學記者以前跑現場沒有做社會新聞的同行跑得多，希望以后也多跑現場，因為親自去一趟的感受還是不一樣。
李：雜志社有沒有給你們特別的保障呢？
虎：還是有的。意外保險本來就有的。我們出發之前，雜志社也專門派人給我們購買了一些必要的物品。
李：你怎樣處理和家人的關系呢？
虎：家裡沒有多說什麼，他們知道這是你的工作。只是我需要花很多時間和女朋友溝通，說服她同意我去前方。我在電腦前寫請戰書的時候，她一開始不支持理解，認為太危險了，但后來她也同意著是一個記者應該去做的事情。
李：在前線的時候你也一直和家人保持聯系吧？
虎：是的。
李：你這次在成都跟政府機構打過交道嗎？
虎：有過一些。
李：這方面有何經驗嗎？比如怎樣很快地找到這些機構中管事的人進行採訪？
虎：我有一個原則，就是不佔用他們太長的時間，不要干擾他們的救災工作﹔另外，很重要的是挑選時機。我去都江堰市防疫指揮中心採訪時，正好碰到他們的一位副市長，等他開完會離開的時候，趁機問了兩個問題。再比如說，在都江堰的捐贈物資調配中心，前幾天他們接受和發放物資本來就比較忙亂，顧不上應付記者，到了第七天的時候，逐漸走上正軌，現場總指揮有點時間，也願意和記者聊聊。
所以我想，在前幾天救援比較緊張的時候，最好不要佔用他們大塊的時間，就是見縫插針地採訪﹔后來的時候可以抓住時機去採訪，多聊一些。
李：你有沒有對部隊進行過採訪呢？
虎：幾乎沒有。《財經》別的同事採訪過部隊。我只是採訪過消防人員，聊救援過程本身，他們還是挺配合的。
李：你聊的時候是在他們救援的過程當中嗎？
虎：對。即使是在救援現場，他們也有輪休，會有人坐在台階上休息，所以我都是找正在休息的消防人員了解情況，我不會去干擾正在廢墟上工作的人。
李：你覺得跟災民打交道有沒有什麼經驗？
虎：和災民很好打交道。我遇到的很多災民，知道我是記者，不是救援人員，仍然對我說“你是來幫助我們的”。或許，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傷害他們。對一些災民來說，接受採訪、對記者傾訴，也是釋放悲傷情緒的一個渠道。但對有的災民來說，他們可能更願意選擇別的方式。
李：所以是否你碰到的每一個災民都願意接受你的採訪呢？
虎：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也會有人不願意接受採訪。但我不會去極力勸說他們要接受採訪。我在採訪孩子的時候，還特意告訴他們，如果有任何不願意回答的問題，就不要回答。
李：你對自己這次整體的報導是否滿意？
虎：還過得去吧，但不是特別滿意。其實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財經》作為一個團隊整體的表現，而不僅僅是個人。每個記者都想往映秀、往北川沖，但肯定要服從安排。
李：你覺得如果再遇到類似災難的話，你有沒有什麼經驗教訓？
虎：首先是准備充分，我前面講過，如果我在出發之前看到美國地質調查局的烈度分布模擬圖，就可以盡早地判斷出，北川一帶受災肯定也很嚴重。其次，保持和后方的溝通，后方雖然不會有第一手親歷的資料，但他們會把一些消息、比較宏觀全面的情況告訴你。第三就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斷力，畢竟你在前方看到的東西是真切的。
李：你這次有沒有接觸了外國媒體？
虎：有一些零星的接觸。
李：通過這些零星的接觸，你有沒有什麼感受，或者對他們的報道有什麼看法？
虎：在聚源中學，我見過一個日本的女記者。那天是第一個哀悼日，哀悼結束之后她在和孩子們交流，我把她當成了一位志願者。看得出來，她喜歡孩子們，希望她做的報道也不差。
我還和《科學》雜志的亞洲編輯石磊(Richard Stone)有過交流。他對此次地震的一些科學相關問題做過精彩的報道，值得中國同行參考。
不過，國外媒體的報道也不總是准確和客觀。比如，美國《國家地理》上面有，講的是一個國際研究小組曾經在學術刊物《構造》上發表文章，講龍門山地震帶地震風險增加。報道的標題大概是說，一年前就有人發出警告。但這樣一篇新聞報道，混淆了地震風險研究與地震預報的差別。
李：有這種說法，說中國如果開放報道平台的話，中國媒體無論從資源、人才還是潛力上來講都會是勝過西方媒體的，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虎：隻能是有限地同意。就這次地震報道而言，我們的一些報道應該是超過國外媒體的。但國外媒體肯定不會像中國媒體投入這樣多的人力，所以不是很好比較。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報道空間，中國媒體肯定會不斷提高，今后的確有可能勝過外國媒體。
李：對於中國新聞史，你覺得這次事件的意義如何？
虎：對於新聞史來講，這次事件是非常有意義的。最主要的是，政府對媒體比以前要開放、通融得多。政府增加透明度，有多方面因素的考慮，但是他們肯定感覺到了准確客觀傳遞信息的必要性。
盡管還有很多不足，但中國媒體的整體表現也還不錯。像中央電視台和四川電視台，包括成都電視台都派了大量的記者去前線，電視畫面非常令人震撼。
另外，我記得錢鋼在汕頭大學長江新聞學院組織的一次南亞海嘯報道研討會上說過，災難報道中，科學報道必不可少。上次印尼海嘯報道中，中國媒體的科學報道不盡如人意。這次地震，就有不少媒體都在關注科學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