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港澳特區政府如何有效管理青年社團

近年來，隨著“小政府、大社會”格局的逐步推進，中國的青年社團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這些社團直接以青年為服務或工作對象，突破地域概念，具有相當規模和號召力、影響力，還衍生了如網上虛擬社團、單一活動型社團等多種形式，漸漸滲透到青年的日常工作與生活之中。但與此一起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是，如何有效管理和引導這些社團，如何更好地借助他們的力量為青年服好務，如何最大限度發揮這些NGO的效能。筆者曾專門就這個問題走到港澳一些知名青年社團中間去，與港澳特區政府青年局的官員交流探討，從中得到了一些啟發。

青年社團的分類管理是實現有效管理的前提條件。青年社團的分類管理在香港和澳門開展均比較成功，這一方面加強了政府政策的針對性，一方面也使青年社團自身明確了自身的定位。他們將青年社團分為以下四種類型，第一類是全部以青年為工作對象的社團。以香港為例，香港特區政府目前對這類社團的管理方式有兩種，其一是通過警察總署或青年局負責其注冊，沒有資金支持和年審制度，也不橫加干涉他們的內部管理，任其自生自滅。這些青年社團隻有依靠自己的聲勢尋找合作項目，通過項目資金維持運作，自我發展﹔其二是特區政府通過funding service agreement （與香港NGO簽訂的基金服務協議）購買服務。青年社團每年年末向政府提交下一年度的工作、項目安排以及預算，同時匯報本年的任務完成情況和預算，在此基礎上，政府總體平衡協調，給出反饋意見，劃撥資金，這與我國目前對全額撥款型事業單位的管理模式比較類似。第二類我們稱之為社團附屬青年組織，即在一些大型的NGO中都有其負責青年工作的委員會或事務部，它們的主要服務對象是青年。在港澳地區，對這類社團的管理主要採取協調管理的方式，政府青年局成立專門的青年社團管理處負責組織、協調這些委員會的行動，定期召開例會聽取不同組織的建議、意見，定期召集這些組織開展針對青年的大型活動。特別注意的是，這種管理是鬆散的，政府只是充當一個召集人的角色，也不強求每一個組織必須參與。第三類我們稱之為青年活動中心，它們是指擁有固定場所的一類組織或社團，有些是帶有一些營利色彩的組織。目前香港澳門政府對這類組織的管理採用雙重體制，一方面由政府商務局負責其經營、稅收等活動，另一方面由青年局指導其日常活動，開展合作項目。第四類青年社團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各個高校的學生會和學生社團，由於港澳的大學並不直接管理學生會，所以政府也要出面將它們分別登記，從各個方面給與支持與幫助。當然，學生會和學生社團從所在學校獲取資源是比較常見的途徑，這與國內的情況比較接近。

政府通過各種方式與青年社團實現互動雙贏。一是通過直接的資金支持。香港和澳門都有嚴格的社團資金申請制度，香港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基金服務協議（學習模仿英國的compact），澳門稱為基金申請制度。這些政府控制的資金一般都來自賽馬會、本地公益金以及政府稅收等，由社會福利管理局或青年局等政府部門監管，每年都聘請專業會計師進行審計，保証其合理使用，不被私人侵吞。政府一般在年末接受青年社團的資金申請，在專家對這個組織前一年度的服務進行評估之后，決定新一年度的資金支持數額，重新簽訂協議。需要特別提出的是香港有自己的社會服務評估指標體系，大約有100多個核心指標，包括提供服務的時間、數量、質量，取得的預期效果等等，保証了本地基金的合法有效使用﹔二是提供了登記服務、協調服務、信息服務和其它相關服務。之前我們已經提到，並不是所有的港澳青年社團都能獲得政府的基金支持，但政府的一些其他服務方式卻可以覆蓋到它們。比如港澳的青年局都可以作為本地青年社團的登記機關，盡管這種登記非常簡單，但卻具有法律效力。另外，港澳的青年局都會組織一些定期的聯席會議，邀請各個青年社團的代表參加，共同討論一些青年發展方面的問題。每年會在暑假和寒假期間組織領袖訓練等方面課程和實踐，為青年社團的會員提供一個交流學習的機會。港澳的青年局都在官方網站上設置青年論壇和各個組織主頁的鏈接，以便公眾查詢，公眾的監督意見和建議也可以通過青年局的官員轉到社團，非常方便。港澳的青年局都有自己青年活動中心和青年旅社，經常為青年社團的活動提供免費的場地和設施，組織聯誼活動和會議。此外，港澳的政府部門經常借助其自身優勢申請一些大型項目，並採取招標或合作的方式與青年社團共同實施，為它們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契機﹔三是政府的監督機制日臻完善。例如，港澳的政府觀察員制度已經基本確立，很多青年社團中都設有政府付薪的政府觀察員，他們的責任是在一定時期內常駐青年社團內部了解情況，及時向政府與媒體公開信息，保持NGO組織的公開與透明性。另外，港澳政府在監督方面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很早就形成了一支較成熟的社會工作者隊伍，並在各級青年社團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每一個社會工作者都是經過政府考核選拔的，都有特定的工作執照，定期需要審核，一旦為非，政府就可以吊銷執照或加以其它處罰。

（作者為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