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地記者彼得·阿內特演講：我隻採訪大人物

　　阿內特和本·拉登

　　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左一）和阿內特（右一）

　　美國戰地記者彼得·阿內特到清華大學演講，遲到了40分鐘。主持人眼看時間不夠，有點著急，催著他“揀重點講”。

　　阿內特像那些不守時的大牌電影明星一樣，不緊不慢地先拿出相機拍照留念，然后眨著眼睛慢悠悠地說：“我做了45年戰地記者，經歷過23場戰爭，這都還沒講呢！”

　　在45年的記者生涯裡，阿內特採訪的幾乎全部都是大人物——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就連參加晚宴，他也搶著跟電影明星查理·卓別林聊天兒。到了1991年，他自己也成了“大人物”——站在巴格達酒店陽台上，他對著鏡頭宣布，“戰爭開始了”！

　　“我剛當上記者的時候，做夢都想出名，想拿獎。所幸我在32歲就拿了普利策獎，那個最大的獎。從此以后，日子就好過了。我隻要告訴別人，我是彼得·阿內特，一切就會迎刃而解。”今年78歲的阿內特在上周五演講時說，站在講台上的他穿著筆挺的灰色西裝。

　　阿內特說，工作中他“從不願意採訪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如果稿子裡實在需要，他就“會派別人去採訪”。在清華大學的講座上，他瞪著眼睛，聲如洪鐘地給出建議，“你們如果要做記者，一定要到大機構去，去採訪大人物，寫大稿子，才能盡快贏得名氣，獲得機會去採訪更大的人物。”

　　不過在出名之前，阿內特也只是一個新西蘭小鎮建筑工人的兒子。他沒有讀過大學，高中退學后就在當地一家小報做記者，每個月拿的工資少到連房租都交不上，還要常常挨上司的斥責，批評他是個“不會寫稿卻要當記者的笨蛋”。

　　“我沒有辦法忍受中規中矩的平靜生活。我的朋友花15年買了一棟房子，生了一群孩子，有一個平靜的家庭，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的生活要充滿挑戰，每一天都有神秘的冒險，能夠見識大事件和大人物。”阿內特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於是，他應聘成為美聯社兼職記者，主動要求報道發生在老撾的軍事政變。為了能夠沖破軍事封鎖，當時26歲的阿內特把稿件塞進塑料筒裡，用牙齒咬著它游過上千米寬的湄公河，到鄰國泰國發稿，每周大約要來回三四次。

　　一心想要盡快出名的阿內特“隨時都會開始採訪，一口氣採訪10個小時也沒問題”。1966年，阿內特因為在越南戰爭中的報道獲得普利策國際新聞報道獎。

　　然而，由於阿內特的報道往往與美國軍方立場相悖，他的可信性經常遭到官方的質疑。阿內特數次被辭退。

　　即便美國政府和軍方反駁他“在伊拉克戰爭中報道不實”，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出版的書裡批評他是“伊拉克政府的宣傳工具”，他依然堅持表示，自己的行為是“為了保護真相”。

　　這個備受美國政府指責的記者做過的最令他們頭疼的事，莫過於採訪基地組織頭號人物本·拉登。1997年，當基地組織的“9·11”事件計劃還在醞釀中時，阿內特和CNN的同事一道，採訪了這個已經被美國和英國的情報局確定為“全世界最危險的人”。

　　為了這次採訪，阿內特准備了整整三個月。他被要求反復用消毒水洗手，還要戴上蒙著黑布的墨鏡，坐上車窗全都挂著厚厚垂帘的小巴車，繞著盤山公路走進阿富汗山區，每過一個關口，都要受到四五個人的搜查。

　　終於，在一間半山腰上用泥土堆砌成的小屋裡，等了接近一天時間的阿內特看到，滿臉胡須的本·拉登用AK-47突擊步槍頂開門，他穿著白色長袍，外面還罩著一件迷彩戰斗夾克。他長得又瘦又高，大概有1.9米，包著白色頭巾的頭幾乎要撞上天花板，“像是一朵黑壓壓的雲飄過來”。

　　“剛開始的時候，不管從外貌還是言語，我都覺得他不像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人物，反倒像是在附近的巴基斯坦宗教學校見過的穆斯林牧師。”阿內特回憶說，“但當採訪開始，我漸漸感受到他的強硬，整個採訪期間他一直側擁著AK-47步槍，就像擁抱自己最喜愛的孩子。”

　　面對這個基地組織頭號人物，阿內特既沒有憤怒也沒有恐懼，他平靜溫和地問他：“你已經宣布了針對美國的‘聖戰’，你為什麼想要殺美國人？”

　　“因為美國政府犯下了丑陋的罪行，是不公正且罪孽深重的。”本·拉登回答說，雖然不時還會輕輕咳嗽，但語氣強硬冷酷。“任何一個美國人都不能免責。”

　　這條新聞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整個美國都把注意力轉移到世俗的娛樂消息上，關心類似辛普森的瑣碎事，卻毫不擔心來自遙遠山區的那個長胡子、目光冷酷的不知何人的恐嚇。”他說。

　　採訪過后，本·拉登還邀請他和攝影師一起喝茶。阿內特繼續問他，“你對未來有什麼打算嗎？”

　　本·拉登的嘴角露出微微的笑容，他繼續用溫和的口氣，眨著眼睛回答說，“到時候你就會在新聞裡看到了。願真主保佑。”

　　2001年，“9·11”事件發生了。阿內特的採訪錄像也被重新翻出來，這段對話讓他聲名大噪，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採訪這個身居山區恐怖分子頭目的西方記者。

　　“等到我死了，要是能在天上碰上本·拉登，我真想再採訪他一次。”阿內特在演講中忍不住補充說。

　　他的名氣讓他在工作上少了很多障礙，他約得上所有他想約的採訪。在海灣戰爭爆發10天后，他就專訪到了當時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他形容薩達姆像個“好萊塢舊電影裡的拉丁情人”，就連去見薩達姆之前的安全檢查，阿內特忘帶了漱口水，都能嘻嘻哈哈地跟搜查員開玩笑，“過一會兒我不跟薩達姆接吻，這樣可以了吧！”

　　在長達4個小時的講座裡，他走馬燈似地講述了23場戰爭，卻很少提及戰場的危險。他說，自己還是在28歲坐飛機去越南的時候，在小冊子上第一次讀到，戰地報道是件危險的事，“有時候，你發現自己正處在戰斗之中，你應該表現得像個戰士，竭盡全力活命，不要受傷”。

　　但事實上，死亡離他並不遙遠。1967年在報道越南戰爭時，為了能夠盡快把採訪內容發出去，他不得不尋找最早出發的飛機離開，而那是一班裝載著尸體袋的飛機，袋子裡面裝有100具死難士兵的尸體。作為“唯一活著的乘客”，阿內特坐在貨艙前部，看著袋子裡的血水一點點滲出來，當飛機開始急劇傾斜下降時，這些粘稠的液體甚至淹沒了他的腳踝。

　　“我覺得我大概是全世界運氣最好的男人了，我報道了23場戰爭，可我連個腳都沒崴過。”他笑嘻嘻地說。

　　如今的阿內特雖然左耳戴著助聽器，但跟人聊天兒的時候，他還是不得不扭過頭去用右耳才能聽到。他的手背長著星星點點的老人斑。已經謝頂的他把頭發全都染成發亮的黑色，但是靠近頭皮的地方，白發還是沒能藏住，露了出來。

　　當有媒體邀請他再次奔赴巴格達的時候，已經70多歲的他決定“逃跑”。他的中國朋友邀請他來講學，而他也在網上發現，汕頭是個“有海鮮的中國南方小城”，於是拿著邀請卡，從炮火連天的戰場來到了溫暖濕潤的南部城市。

　　剛到汕頭大學的時候，他在給女兒的郵件裡寫道：“早上7點半，我走去上課，濃霧縈繞的校園和旁邊的山丘，讓我聯想到中國水墨畫裡經常出現的一幕——群山環繞的鄉間，孤獨的旅人走向山谷對面的家鄉。當我跨過荷花池上的小橋走向新聞學院的時候，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了。”

　　在結束了整整一天的演講后，阿內特還會耐心地站在講台后面，側著耳朵跟聽講的學生聊天兒，聲音洪亮地說著自己在23場戰爭中的經歷，絲毫沒有疲憊的樣子。

　　“每個人都跟我說，‘你肯定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我可一點都不累！我還沒打算退休呢！”阿內特說。“如果有機會，我真願意重頭再來。我真覺得這一切都是恩典。說不定下次見到我，我可能又回到了巴格達呢！”

　　在那裡，阿內特曾經是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唯一一個被允許留在伊拉克的戰地記者，全世界隻有盯著他的一言一行，才能知道巴格達發生了什麼。

　　他穿著藍色毛衣，一手拿著電話，一手扶著酒店陽台把手，躲在拉著窗帘的玻璃門后面看著眼前的這座城市，正在被燃燒著的炮彈夷為平地。

　　阿內特沖著話筒，向世界宣布：“巴格達上空閃過燃燒的炮彈，像是嚇人的閃電，天空亮如白晝，戰爭開始了。”